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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擘画“十三五”蓝图:四大都市区引领城乡一体化

2016年01月28日 22:5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 

  中新网杭州1月28日电 (记者 奚金燕 见习记者 吴雨辰)如何在共同发展中拉近城乡发展的差距,在稳步增长中加快城市化进程,这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连续15年居国内第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连续31年居国内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0年的2.42缩小至2.07……这是浙江省在“十二五”期间交出的答卷。

  站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浙江“而今迈步从头越”,提出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要求,“高水平”和“均衡化”成为了浙江未来五年发展的关键。

  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浙江省省长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十三五”期间将加快构建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更是强调,“都市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龙头,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城乡互通激活美丽经济

  青砖白墙、绿篱婆娑、廊坊栈道……像这样的美丽景致在浙江农村并不难看到。在浙江发展的蓝图中,“统筹城乡一体化”始终被放在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从2003年开始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浙江农村面貌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回忆起村子这几年的改变,浙江省人大代表、缙云县新建镇笕川村党支部书记施颂勤感触颇深。笕川村以前是一个以香菇为主导产业的小村落,全村4900多人口,家家户户的污水都是直排溪中,长此以往就对溪水造成了污染。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缺乏经费,在前年的浙江省两会上,施颂勤向浙江省领导反映了这一问题。出乎他的意料,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当场拍板100万元,让施颂勤放手治水。

  一回村,施颂勤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美丽乡村改造工作,除了铺设污水管网、推进截污纳管工程外,还集中除违章建筑、鸭棚和猪圈,改造房屋立面……经过两年多的改造,如今的笕川村绿水环绕,曲径通幽,犹如一处现代桃花源。接下去,施颂勤打算在村里种上百亩花海,吸引城里人前来赏花、游玩、住宿,“这样村民不仅享受到了好的环境,腰包也能鼓起来。”

  “如果说以前浙江的美丽乡村只是盆景,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成片成片的风景。”提到农村的改变,浙江省人大代表洪建新忍不住点了一个“赞”。

  “无论是五水共治还是美丽乡村,可以说政府为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花了大力气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宁波市规划局副局长张晓斌坦言,如今在农村铺开的生活垃圾分类、农村污水专项处理等措施让浙江许多农村从“脏乱差”转身成为了“绿富美”。

  如今的农村让城里人更向往,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吴伟进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城市人越来越多地住到了农村,无形之中就加速了城市与农村资金流、物流、人流的互通,有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但吴伟进同时指出,农村规划当中仍存在着不足,“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单纯改造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创富能力。目前很多村庄规划中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还没得到充分体现。”

  同样地,在洪建新看,目前浙江城乡一体化的真正短腿主要在于“农民增收”。

  为了将绝对贫困拦在“十三五”门外,2012年,浙江新确立省级扶贫标准——4600元,比国家标准的2300元高出整整一倍,并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精准扶贫。经过三年努力,目前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

  “政府提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其实最难的不是GDP增长,最难的还是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洪建新认为,在十三五期间,浙江应继续巩固扶贫成果,“扶贫不仅要让农民脱贫,关键还在于强化农村造血功能,还要让他们致富,这个光靠政策补助是实现不了的。”

  洪建新建议,接下来政府应加强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通过发展“燃料加工”和“乡村旅游”两条路子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后者是大头。”

  事实上,早在十二五期间,浙江就充分利用山水生态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特色生态路。

  但在张晓斌看来,依托现代农业、旅游观光致富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以种地为生。他表示,政府在十三五期间如何让真正种地的农民提高收入,仍需要好好做文章。

  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县域发展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环境,农村从美丽经济上找到了突破口。与此同时,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2015年,浙江常住人口为5539万人,比2010年增加92.5万人,年均增加18.4万人;城市化率为65.8%,比2010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五年累计转移85.5万农村劳动力就业。

  在“十三五”期间,为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的协同发展,浙江提出了以都市区为主体形态优化空间布局,即在中心城市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周边区域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县和强镇,疏解中心城市人口过密,提高周边区域人口接纳和承载能力。

  “中心城区、县域节点、功能产业的布局规划,也是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吴伟进认为,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交通优势的发挥,使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尤其像杭州的第一、第二绕城公路和和由中心城通往临安丶安吉、德清等地的8个通道的建设,构成了一张覆盖整个大杭州的交通网,有利于中心城区与县域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

  放眼浙江的城市建设,即将到来的G20峰会和2022年亚运会,是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改善城市形象的好机会,更是对城市综合实力的大考。夏宝龙书记表示,希望借着G20峰会的东风,能推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了将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浙江杭州对于城乡建设的美化丝毫没有随着寒潮的到来而降温。道路整修、墙面粉刷、违建拆除……各种城市环境整治的手段都在各地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无疑是外部的倒逼机制对浙江规划进行的一次“深度美颜”。

  “杭州大交通的构筑,地铁的建设,八个通道规划,500公里的地铁网,跟海宁、绍兴、富阳等联系起来,公共交通进一步发挥作用,对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推动力。”在吴伟进看来,为了峰会而推进的各项道路网,是浙江完善交通体系的一次“东风”,即使在峰会之后也会对浙江经济带来很好的推动。

  不过在张晓斌看来,在承办大型赛事和会议时,浙江一定要注意好规划新建设施的后续使用情况,如果新建的场馆后续缺乏使用价值,就会造成极大地浪费。

  “有很多国家的城市在承办大型赛事时有很多设施后来都没有用,像雅典举办奥运会后,一些主场馆都已经关闭垃圾成堆,成了一次性使用的产品,这毫无疑问是亏本的。”张晓斌建议,举办大型赛事,最好像北京亚运会、广州亚运会一样,借用一些大学的设施进行返修或新建,在赛事过后还能作为大学的资源继续使用。

  功能区“各司其职”统筹发展

  在浙江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为把统筹城乡发展与统筹区域发展相结合,浙江正在从原有的县域经济模式向都市区经济升级。作为曾经县域经济的标杆省份,浙江已经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县域经济资源整合能力有限、行政分割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等局限性也愈发显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区域竞争力。

  2015年,浙江制定实施了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规划纲要,积极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建设和都市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使得都市区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浙江“重磅加码”,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

  李强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四大都市区建设,力争到2020年都市区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提高到70%。”

  “四大都市区现在已经形成了,就看怎么通过规划,强化都市区之间的联系,以及都市区本身的融合。”张晓斌举例谈道,“比如杭州都市区如何与周边的湖州、绍兴等城市加强融合,把各自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需要更好的统筹。”

  张晓斌认为,这样的融合光靠单一城市是不行的,交通设施的一体化建设、都市区产业的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向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等等方面,都需要从省级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将各有优势的资源合理调配、取长补短。

  根据布局,四大都市区之外,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则作为两翼发挥着协调和平衡作用。在生态敏感、脆弱的地方设置生态功能区,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再考核生产总值及相关指标,这其实是把相关地区的“经济试卷”转变为了“生态试题”。

  “在生态压力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生态功能区建设相当重要,什么地方发挥生态,什么地方发挥城市经济,这样功能分区更加明确,也能更好的利用国土资源。”吴伟进表示,像丽水、安吉等地要发挥生态功能,应有良好的法律政策配套,比如生态补偿机制等等。

  “像搞生态的城市就不能引入重污染工业,对其进行考核的时候,就要考核绿色指标,农业、生态旅游,这也体现了生态定位。”浙江省人大代表赵玲还对生态功能区具体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将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生态红线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三者作统一设计。

  在她看来,在制度设计中,首先应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然后对生态红线内的不同区域实行分级保护和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工作生活,闲暇之时顺着便捷的交通,和家人一同来到乡村,在一片浙派民居和自然的融合中,感受生态之美、体会记忆深处那一抹乡愁,这也许每个浙江人的梦想。在更加优化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下,或许在“十三五”期间,这个梦想又能更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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