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清末民初有十万女学生 窄衣窄裤被明令禁止

　　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身穿旗袍的时髦女子。那时的旗袍已能完美地勾勒身体曲线。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西关小姐。

1921年，岭南中学的女生合影，穿着清一色的文明新装。

1907年夏葛女医学堂的毕业生，一洗铅华，仪容娴静。

成为时尚引领者爱上文明西装高跟鞋

　　“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服饰像女，女子服饰像男”；“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效妓女”……借诸旧报刊上这些形象描绘，民国初年广州女子的服饰风尚热热闹闹地扑面而来，她们把等级森严的衣饰禁忌抛在脑后，勇敢地展示出粉颈、雪腕和曲线。一部民国初年的服饰风尚变迁史，就是她们渐渐获得个性和自我的成长史。

　　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已有十万女学生，这些女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更早接受欧风美雨的熏染，她们更早获得了读书求知的权利，同时也成了衣饰时尚的引领者。

　　渐出深闺

　　真光书院最早只有六名女生

　　数说女学

　　1860年到1907年，广州大约出现了约40所女子教会学校。

　　真光书院于1872年创办，最初只招到了6名女生。培道女塾于1887年创办。

　　1907 年，广州共有7 所女学，在全国位居前列。

　　至1920年，夏葛女医学堂已培养出160多名女医生。

　　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已有10万女学生。

　　广州是全国最先浸染欧风美雨的地方，西关小姐也比其他地方的大家闺秀更为幸运，她们更早得到了上学与求知的权利。

　　广州最早出现的新式学校大多隶属于教会。从1860年到1907年，广州大约出现了约40所女子教会学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那夏礼女士于1872年在广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创办的真光书院，它也是真光书院的前身。还有1887 年，美国女传教士容懿美女士在五仙门主持创办的培道女塾。虽然在办学初期，这两位女士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众观念格格不入，也经历了第一次招生只有几个人报名的尴尬与无奈，但随着女学渐兴，生源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这些女子中学更成了闻名遐迩的贵族学校，非聪慧而家庭富裕者，很难得入其门。

　　教会办了中学，还要办大学。1899 年，由美国长老会委派富利医生在广州西关逢源西街尾(现龙津西路逢源西街)主持创办了广东女医学堂，1905年改称夏葛女医学堂，至1920年，该校培养出了160多名合格的女医生，这些毕业生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广州本土人士兴办女学的风潮，始于戊戌维新前后。著名教育家邓家骧等人在西关开办的时敏学堂可谓开路先驱； 1901 年，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的广州女子张竹君开办育贤女学。张竹君聪慧豪爽，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西关小姐。刘佩箴、杜清池则在西关逢源西街尾创办广东女子学堂，后改为坤维女子学堂，即坤维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1906 年，广州南武学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今海珠区)跃龙里增设南武女学。据统计，1907 年，广州共有7 所女学，在全国位居前列。

　　民国成立后，广州的女子教育形成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其中女子职业教育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1917 年，私立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创办，初名为广东女子职业传授所；1922年，广州市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办于西湖路，初名为广州市立女子缝刺学习所，专招女生；1927 年，私立广东女子体育学校创办，设体育科和图工体乐专修科，学业期限为两年；1928 年，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创办；以仰忠街天马巷原广东女子体育学校旧址为校址。

　　清末民初，广州女学之兴盛，在全国颇为瞩目，据中华教育改进社刊报的统计，女子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到民国初期，女生已突破10万之数。1926年后，男女渐渐开始同校，女学遂慢慢成为一个历史词汇。

　　抛弃禁忌

　　中西合璧乱穿衣

　　男扮女装不稀奇

　　旧时的西关小姐，讲究的是清静守贞，其衣饰也严格遵循礼制规范。在华服的重重包裹之下，这些敛眉低首的大家闺秀，其实更像是衣架子。民国成立后，清朝严格的服饰禁忌被荡涤一空，西关小姐开始步出深闺，走上街头，走进教会学校，走入百货公司和跳舞场，她们脱下宽袍长衫，穿上合体的裙袄，更大胆的一些人则穿上了披风、马甲、大衣、西装。她们第一次获得了选择服饰的权利，也通过这些选择尽情表达生活热情，“衣架子”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人。

　　在封建社会，女人的裤子只能穿在裙子里边，穿裤子见人是大不敬。然而，辛亥革命后，西关小姐就穿起了裤子。1911年9月，教育部颁布《学校制服规令》，规定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但穿裙子练体操终归不方便，很多学校就采用短袄窄裤作为“操衣”。这样的紧身衣裤不仅便于行走，而且更能勾勒出身体曲线，很快就获得了青睐。作为最早获得受教育权的女孩子，西关小姐当仁不让地引导起这股时尚潮流。很多人不仅上课穿，下课也穿，甚至还穿着紧窄的衣裤，堂而皇之走出校门，引来口舌纷纷。

　　1913年6月的一期《大公报》专门刊登了一篇题为《粤女学生之怪装》的文章，称她们“穿着猩红袜裤，脚高不掩胫 ，后拖尾辫 ，招摇过市”。

　　为此，广东教育司专门发出布告，下令整顿，称“近来一种女子佻挞……裤不掩胫，此在无知识者为之尚不足责，不谓人格尊贵之女学生身佩襟章亦有尤而效之者，殊非自重之道，本司为维持学风，扶植女界起见，为此特申告诫。此后除中学以上女生必须着裙外，其小学女生凡14岁以上已届中学年龄者亦一律着裙……”教育司的禁令义正词严，至于收效几何，则另当别论了。

　　“男女平权”是民国初年最受欢迎的舶来观念之一，在服饰上实现这一理想最为容易，于是女着男装成为另一股不可忽视的时尚，燕尾服、鸭舌帽、文明杖……无一不成为思想激进者的新宠。出生于西关官宦之家的张竹君是最早入读西医学校的女子之一，后来成了非常优秀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本人就是个典型的“男装爱好者”，常常西装革履出现于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彰显出一股“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勇气。

　　爱美风潮

　　文明新装

　　广为流行

　　在那个舶来观念与固有传统激烈冲撞的时代，“文明”成了令人心醉神迷的一个词汇，弃绝了旧礼俗、采用西式礼仪的婚礼被称为“文明新婚”，而抛却以往富丽繁琐的装饰，朴素雅致的短袄黑裙，则被称为“文明新装”。翻开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一些教会中学的老照片，里边的女孩子一洗铅华，昔日必戴的金簪珠钏全消失不见，上身大襟袄长不过臀，腰身窄小，喇叭形袖子中露出纤纤素腕。早期的老照片中，黑色裙子大多长及脚踝，随着时间的推移，裙子渐渐变短，有的略盖过膝盖，大胆露出小腿。“文明新装”本是女学生专利，后来渐渐成为全城追逐的时尚，以至青楼女子以此为好。

　　在饰品方面，抛弃了簪钏、戒指、手镯、耳环的西关小姐很快有了新宠，那便是自来水笔和眼镜。在衣襟上斜插一支自来水笔，既是学习的需要，更是时髦的装饰，而她们对眼镜的迷恋，常使报刊发出讽刺之声。1912年的第七期《时事画报》就刊登了一则题为“眼光浅窄”的新闻，称：“试观省垣各眼镜店，男女错杂，其门如市，获利颇厚。说者谓新少年好架眼镜，其眼光可知云。”

　　丝袜是深得西关小姐青睐的另一个舶来品。在先施、真光、大新等百货公司里，各种颜色的丝袜应有尽有。既然穿上了丝袜，绣花鞋就显得土了，高跟皮鞋才能展示新女子的风采。“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 西关大屋趟栊门后“莲瓣无声”的旧影，早已遥远不可追了。

　　民国初年，广州姑娘忙更衣，带旺了百货公司的生意。1912年第二期《时事画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打出一个赤裸裸的标题——“纵欲”，文中说：“长堤十八甫之间，危楼高耸，五光十色，如览宝船，鬓影衣香，熙来攘往，登徒充斥，咸相耳语曰，‘此所谓自由女游公司也’……少年为讨好女子计，不惜黄金虚掷，以博其欢，故公司所入，日以万计。”作者显然看不惯这种现象，还举出了某英国绅士，因为妻子太爱花钱买衣裳，故此提出离婚的例子，试图劝诫那些竭力巴结女孩子的少年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