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211、985争议：问题不在是否拨款

　　存废争议突然就让“211”、“985”工程成了焦点。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土壤，“211”、“985”同样不例外。作为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高校始终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两大工程推行十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作为历史的产物，到了今天，这两大工程本身有了种种问题，急切需要赶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如今，到了停止争议，拿出改革时间表的时候了。

　　问题不在是否拨款，效率最大化才是关键

　　“从世界范围来看，建一流大学的口号并非我国独有，可以说是本世纪初的一股国际潮流。”现任教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对“985工程”颇有研究的年轻学者丁岚，在她已经发表的论文中这样认为。

　　201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的丁岚，博士论文做的就是“‘985工程’实施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从经济学视角考察分析了这项耗资巨大工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丁岚在论文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科研资源配置正在向合理方向转移，不过“仍未能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科研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论文结尾，丁岚特别感谢她在湖南大学时的指导教授赵跃宇，赵跃宇对“985工程”一些关键问题的探讨和指导对丁岚完成论文起到了帮助。赵跃宇时任湖南大学副校长，当年9月升任该校校长至今。

　　湖南仅有的三所“211”、“985”双料高校中，湖南大学便是一所，引发此轮“211”、“985”存废之争风暴的中南大学，则是另一所。

　　11月15日，存废争议正酣时，赵跃宇受访时态度鲜明，明确指出这两大工程对促进大学快速发展，“作用是巨大的。”赵跃宇称，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来自几年前该校博士生所做的研究，他与这位博士生的导师经过讨论，确认了上面提到的结论。

　　几经查询，齐鲁晚报记者确认，赵跃宇所提到的这位博士生正是丁岚。

　　11月20日，齐鲁晚报记者通过邮件联系到远在美国的丁岚的导师李海峥教授，李海峥回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并将列有采访问题的邮件转发丁岚。　　

　　21日晚，丁岚在和齐鲁晚报记者的沟通中表示，她的观点都已公开发表，至今仍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丁岚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切入，在比较“985”与非“985”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时发现，前者无论在科研生产效率还是在教学生产效率上都优于后者。

　　丁岚也横向比较了与“985工程”大致同时起步，内容及运作有类似之处的韩国、日本、德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她认为上述三国进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争议，存在的问题在我国“985工程”实施中也不新鲜。

　　尽管认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丁岚还是对当时已经实施了两期的“985工程”给予肯定，她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国家拨款，而在于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进，让这些拨款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从其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出发，丁岚认为，“对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来说，资金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有限资源下的最优选择

　　“哪有完美无缺的教育规划？”11月20日下午，谈及国外“一流大学战略”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于洪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制定的教育战略规划，也并非“万能”，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于洪波1996年到2000年曾在日本爱知教育大学留学，专修日本文化与教育发展史，在中外教育比较研究中颇有心得。

　　尽管认同中外大学战略存在问题是“普遍现象”，但对目前国内“211”、“985”工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与困境，于洪波依然直言“短时间内恐怕难以解决。”

　　20日下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国外“一流大学战略”也会存在问题，但与国内不同，国外高校靠的是自由竞争，而并非简单“计划”出来的。

　　“出现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门。”21日上午，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给齐鲁晚报记者举例说，所谓重点项目，往往是教育部确定一个方向，而后设定一些“硬杠杠”，底下的学校就开始对照这些“杠杠”进行争抢。

　　“条件不符合的就改得让它符合，试验器材不达标的想办法达标。”这位教授说，为达目的，各学校、学科会大显神通——这些造假行为早就成为业界“显规则”。

　　于洪波认为，行政对教育的这种干预并非凭空而来，有其历史和现实土壤。

　　“可以说，直到今天，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我国教育界，还存在一种‘追赶世界先进’的心理。”于洪波说，这种心理同时也是我国目前产生“文化不自信”的根源，“尤其是在150多年前，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被打败，新的东西短时间内又建立不起来，整体焦虑感就不难理解。”

　　如何让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出更好的效率，成为各时期决策者们所要面对的难题。

　　与整个国家一起历经近代化磨难的我国高校，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理想。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国陆续确立一批重点大学，从政策到资金方面予以全方位扶持。这项政策演变至今，就成了今天的“211”、“985”工程。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数量比较少，人们对于这种重点扶持政策少有异议。当时更多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养活大学生”，星星点点的几十所重点大学更能激发起动力。

　　高考恢复后，我国很快重新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但与此前相比，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教育经费依然处于“相当紧缺”程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同样相当有限。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并由此形成量化指标：“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两年后，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教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标志着“211工程”的正式确立。

　　尽管只是惠及少数学校的举措，但效果还是很快显现。

　　按照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的说法，“211工程”实施之初，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教育实验器材、手段落后等问题，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正是借助于这项工程的实施，清华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联网微机实验室。“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础实验教学内容，使教育基础工程取得较大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标杆树立起来，其他学校就有了参照系，会产生带动作用。

　　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为了刺激更多人投入经济建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211工程”也可看做是高等教育追求“跨越式”发展，以求“先进带后进”的无奈之举。

　　是时候确立改革时间表了

　　如果说“效率优先”是短缺时代的一种更为趋利性选择，那么到了“公平正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情况已大为不同。

　　抛却“211”、“985”工程的存废之辩，单纯分析实施过程中的利弊，或许有助于看清未来的方向。

　　按照丁岚的研究，1949年至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采用的是“基数+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其特点是经费配额以上一年度所得份额为基础，适当考虑本年度发展情况。1985年至今，则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资源配置方式。

　　“实际执行中，综合定额就是按照在校学生数提供财政支持。”21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兆良向齐鲁晚报记者解释说。

　　这就意味着，同等条件下，学生人数越多，相应获得的财政拨款就越多。

　　久被诟病的是国家为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和重点学科，而给“211”、“985”高校提供的“专项补助”。

　　“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力度的不断加大，‘专项补助’与‘综合定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增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财政部、教育部为相继开展的“211工程”、“985工程”筹划了大量专项建设资金。”丁岚说。

　　这点，王兆良更有着切身体会。他认为，在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确定为“211”重点院校前，这两所学校与山东师范大学基本处于同一序列。这两所高校进入“211”后，排名差距迅速拉大：山师排名在110位开外，带上“211”标记的那两所师范大学，位于七八十位。

　　通过对2001年到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生产效率发展情况的分析，丁岚发现，“985”高校无论在科研生产效率还是教学生产效率上，都要优于非“985”高校。以衡量高校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论文量为例，2001年，“985”高校师均论文量为1.5篇左右，非“985”高校则为0.7篇。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拉大到2.5:1.5。

　　在影响高校生产效率方面，资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丁岚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充足的资金意味着能请到更好的教授，提供更好的人力配备、财政保障和硬件设施支持等。高额奖学金也能吸引更多优秀学生，“211”、“985”高校无疑在这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丁岚坦言，这种推算只是基于经济学的一种定量化分析，由于受数据缺乏的制约，高校科研产出质量很难具体衡量。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不要国家的财政支持，而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1日下午，力主废止“211”、“985”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应该建立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针对重点学科和科研项目的实施，做出权威评估，专门的拨款委员会再根据这份评估，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拨款。

　　要求废除“211”、“985”的呼声认为，这两个数字已经成为高校身上的“标签”，相当于画了一个圈：圈内的高校可以很轻松获得各类拨款，圈外的高校却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因为不在这个圈子里，根本没有发言权。

　　“大量的资金不应该是‘铁饭碗’,而应该是‘杠杆’,要用‘杠杆’砸破‘铁饭碗’。”储朝晖表示，“体制不改，拨款方式不变，单纯废除‘211’、“985”又有多大意义？”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两大工程即便不废除，也需要做进一步改革，引入竞争和退出机制，“现在连院士都打破终身制了，高校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改革，让大家都有机会试试“211”、“985”呢？”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至少应该确立改革的时间表。”在王兆良看来，“要想平息争议，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人们看到改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