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对此引来了不少批评，昨天的扬子时评也刊发了相关批评文章。

　　有人从中解读出纪校长留恋个人名利，有人认为纪校长此番言论缺乏时代责任感，在笔者看来，纪校长的此番言论其实是对苍白现实的无可奈何地表达，深读下去却也可见其对体制之弊的切肤之痛。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官场存续已久的“官本位”现实，就连本应代表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高等教育在官本位体制之下也失去了其本真的社会价值而备受社会所诟病，如何让高校重铸大学精神，回归本真，很多人都认识到要让学术疏离官场，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要彻底清除高校行政化，温总理也曾表达出对高校淡化行政化的期待，毋庸置疑这也应该是高校保持独立人格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之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尴尬境地呢？

　　应该看到，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必须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社会资源本身就是有限和稀缺的，谁有权去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呢？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之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没有带有个人的倾向性因素呢？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拔出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呢？

　　所以说，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自食其力的，一个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善其身的，纪校长作为高等教育的践行者，对体制的挣扎有多少,对现实的无奈恐怕就有多少吧，但面对民众对教育的希冀，他只能曲线地为保全教育的发展争取资源的分配权。

　　在纪校长的心中也许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高等教育的人格独立，高校的去行政化，但如果整个体制的痼疾尚未撼动，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不进行改革，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有的只是苍白的违心呐喊。

　　(湖南 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