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勇

　　很多年以来，我们都对沈从文这一类作家在建国后的遭遇唏嘘不已，并将他的这一遭遇归结于那个极“左”年代的政治。其实这一论调大有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之嫌，其潜在的复调是：“如果沈从文当年能够自由写作……”持这一论调者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作者身上，但是，“作者”又是谁呢？“沈从文”又是谁呢？按照布尔迪厄“场域”的理论，其实“作者”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也就是说成就建国之前“沈从文”这一作者的除了历史中的沈从文这个人之外，还有诸多因素，譬如作品的接受与阅读及反馈群体等。而众所周知的原因是，除历史中的沈从文这个人而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作者的“沈从文”其实就已经消失了。“即使他能自由写作……”这种情况在当年是普遍的，只不过沈从文在当时是一个典型。“沈从文”们的失语标志着知识界与写作界一个时代的结束，即自1917年来中国作家与高校漫长的蜜月期终结了。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文学界，取代知识精英而成为作家主流的是一批具有解放区背景的革命作家。其组成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左翼作家，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南国社以及东北作家群的一大批作家；其二是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一批作家，代表人物是：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其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崛起的一批更为年轻的革命作家，如杜鹏程、柳青、魏巍、王愿坚、杨朔等。这三类主流作家当中的第一类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留学的经历，但建国后，其中的一大部分担任了共和国的文化官职，几乎不再跟高等教育有直接的瓜葛(成仿吾等少数除外)。后两类作家当中有过高等教育经历者寥寥。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一些经历：中学或者师范学校毕业，参加过一些运动，如一二·九运动等，然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正是这一样批作家成为了共和国建立之初主流文学的创作团队，从而宣告了文学与高校蜜月的终结，并且这支队伍在不断壮大，粱斌、吴强、杨沫、曲波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其中，他们都曾红极一时，但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这些作家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方面，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对文化上的缺陷加以弥补，来保证其写作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有限的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发展便成为另一难题。于是，‘高潮’便是‘终曲’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

　　1956年的中国文坛依然处在一个以与高校脱节之作家为主流的时期，但这一主流群体发生了一些分化，以王蒙为首的一批出身于革命烈火中的小布尔什维克对当时的主流发出了质疑之音，而随声附和的还有大致相同经历的陆文夫和高晓声等人。当然主流者如杨朔、曲波、梁斌等依然在高歌猛进。然而无论怎样，这些作家依然与高校教育无直接之关联。但宗璞是一个例外，她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勉强算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一年她创作了成名作《红豆》，当然也因此而受到批判，但这并不能掩盖《红豆》的历史意义。据称，《红豆》是少数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作家能跟高等教育挨上边的除宗璞外，一些准作家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校学习，而他们的文学生涯要等到“文革”后的新时期了。他们是：谌容(1957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张洁(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沙叶新(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66年之后的1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成为奢谈，而文学与高等教育之关系也就不成其为一个话题了。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张承志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梦幻期，名家辈出，作品空前。就作家而论，排除“归来者”作家群体(包括王蒙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代：第一代，主要活跃时间大约在1977年到1984年间，包括两类人：一类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大学生，如张洁，他们大致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生；一类是“文革”当中的知青，他们大致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几乎没有上过大学，代表人物是食指、北岛、顾城等。第二代，活跃时间大约在1985年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活跃在文坛。他们包括“第三代诗人”、先锋小说创作群、寻根文学群体、新写实作家，以及王朔、王小波等。第三代，活跃时间大约在1995年之后，以卫慧、棉棉、丁天为代表的“70年代出生作家”。第四代，活跃时间大约在2000年之后，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群。从以上新时期的四代作家来看，除去知青一代外，其余的大致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些作家都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毕淑敏。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创作主体以革命作家为主，文学批评与政治运动紧密关联，新时期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得以改善，这一转折大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运动，朦胧诗群当中除北岛、顾城这一批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知青外，还有一批正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而他们除创作外，也在实际上成为这场文学运动的理论推动者，其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三个崛起”之一的徐敬亚。新时期起步之初正是在他这样的作家及理论家身上恢复，或者说续接了中断近30年的文学与高等教育的密切关系。虽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依然受到当时政治批评的粗暴干预，但这种干预方式已然是强弩之末。自此，文学评论慢慢回归到学术本位，而高等教育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日益彰显。时间越过20世纪90年代，我们欣喜地发现，许多作家陆续进入高校讲坛，代表者如王安忆、马原，或者有些知名作家本身就是高校教师，如王小波、格非、臧棣等。而这是自上个文学与高校蜜月期终结之后难得一见的景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