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国际金融危机的五年之痛

　　中新网9月23日电 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破产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五年了。回首往事，教训惨痛，世界各国至今心有余悸。多亏当年主要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的大旗下，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汇聚全球之力，稳定市场信心，才力挽狂澜，拯救世界经济于“大崩溃”之边缘。

　　2008年将作为世界经济的“灾难年”而载入史册。那么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汲取？而今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又有多少进展？金融危机还会卷土重来吗？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需要做深刻的反思，以免重蹈覆辙。

　　首先，催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次贷泡沫的破灭所致，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金融资本疯狂、无节制的逐利。银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已经完全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既定轨道，用外人根本看不懂、也不了解的金融衍生品，无限放大杠杆率，自我服务，追逐高额利润，同时也无限的放大了风险。金融市场变成了“赌场”。时任美国花旗集团总裁普林斯曾说过，“只要音乐没停，你就要继续跳舞！”可谓一语中的，巨额利益驱使无法抗拒。当然，监管部门集体失察、全球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政府和不少专家在危机爆发后企图把责任推到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身上，说什麽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贸易顺差回流美国助推了美国的资金泛滥，那纯属本末倒置。最近奥巴马总统关于美国经济的讲话中提到，希望美经济的复苏建立在“岩石”上，而不要再建立在“流沙”上。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只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8%，时至今日，包括所有金融衍生品合约的名义价值在内的金融业规模大约是全球实体经济的16倍！还有例如现在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很难相信，这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投机交易来“发现”外汇的价格。

　　其次，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展不一，银行的“去杠杆化”取得了一些成效，抗风险能力已有提升，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与1929年“大崩盘”5年后相比，这次全球经济明显恢复较好，全球GDP比2008年增长了15%,全球贸易增长了12%。目前全球每天消费10至100美元的人数比2003年增加了7亿。被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委以重任的巴塞尔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出台了巴塞尔III银行监管规定，大大加强了对有系统性风险银行的监管。虽然不少银行高管反对声音不断，但许多国家已在落实。如美国银行总体的资产充足率已升至13%左右，比危机前高出60%，杠杆率比危机前下降了50%。其中18家最大的银行优质资产充足率达11.3%，而当时的资产充足率只有5.8%。但是欧元区情况还是令人担忧。欧洲银行杠杆率依然较高，欧洲债务危机有增无减，失业率居全球首位，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引起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欧盟统一金融政策的“银行联盟”构想离现实遥遥无期。英国、日本的情况与欧洲相差无几。日本安倍经济学几把“板斧”软弱无力，出口虽有所恢复，债务依然高达GDP的250%，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较好，尽管最近因为美联储宣布计划退出每月85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引发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股市下跌，资金外流，信贷困难，但这些国家因为汲取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抗金融风险能力大大提高，总体经济趋势依然向好。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使中国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40%以上。仅就债务而言，2012年底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10%，新兴市场国家为35%，低收入国家为42%。

　　第三，以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经济合作一波三折，正从危机管理机制朝长效治理机制发展，全球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八国集团束手无策，主要经济体提升二十国集团为峰会机制，集中力量应对危机，防止全球经济的崩盘，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也为下一步全球经济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国集团峰会5年里召开了8次，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华盛顿、伦敦和匹茨堡峰会着力于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增强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能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迅速出台1.1万亿美元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建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加强监管能力，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扩大三倍，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建立“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宏观协调框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步调一致，相向而行，国际合作深化，效果明显。全球经济置于死地而后生也得益于此。第二阶段5次峰会从多伦多到圣彼得堡，重点转向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主要想解决增长和就业、财政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大宗商品价格、绿色增长等问题，由于议题过于广泛，又因经济形势好转“同舟共济”精神难保，二十国集团风光不再，进展缓慢。就连在匹茨堡峰会达成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共识，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低5%的份额，在世界银行转移至少3%的投票权，也因美国国会的拖延迄今未能兑现。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进展缓慢并不等于停滞不前。从危机控制和管理到长效经济治理的“华丽转身”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耐心和时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峰会所言，各主要经济体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要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坚定的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后几年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目标应该包括，全球经济保持稳定复苏和增长，促进就业，提振市场信心，逐步减少各国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失衡，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框架和新规则，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应该继续两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担当精神和大国风范，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全球经济治理取得实质性成果。这并非是要实现有人提过的“中美共治”，那是走不通的，也是不现实的。然而，要使全球经济治理真正向前推进，中美两国的协调和默契必不可少。中美领导人定期会晤、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等都是沟通、协调的有效渠道。

　　(作者 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