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信用卡“盗码案”侦破记

　　“潇洒一刷”

　　种类繁多的信用卡

　　缴获的信用卡和作案工具。

　　刘翔

　　信用卡，如今已是当今世界上广泛流行的一种先进的金融支付工具。当你在逛商场购物或上饭店用餐后，结账时不用掏出现金，只需潇洒地取出信用卡，让服务小姐朝POS机上一刷，瞬间就OK了。同样，你如把信用卡往ATM机内塞入，输进密码，钱就会自动地吐出来。真可谓“一卡在手，走遍天下”。

　　然而，伴随着信用卡工程的不断发展壮大，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全球性信用卡犯罪的活动，也随之呈猛烈的上升趋势。给持卡者、发卡行、特约商厦、收卡行带来了极大的金融风险。众多的“刷卡族”只得在忐忑不安中艰难地潇洒。本文披露的是上海警方成功侦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信用卡“盗码案”。

　　香港：信用卡国际组织亚太地区保安部

　　香港，是个国际上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因而，信用卡的使用极为广泛，几乎达到人人一卡的程度。 1997年的2月，有11名香港商人相继惊诧地发现，自己手中的VISA信用卡账户上有在日本大宗消费的记录，透支金额累计高达21余万港元。可是，近一时期，他们中没有一人去过日本，怎么会有这巨额的消费？

　　经过仔细回忆，信用卡并没有借给他人使用过，也没有遗失，更没有遭到偷窃。信用卡国际组织亚太地区保安部和香港信用卡风险管理委员会经过对案情的反复研究，共同断定，只有一种可能，即11张信用卡的密码被他人盗取后，通过国际信用卡犯罪集团制作成了伪卡，然后被投放到异地的消费场所去进行疯狂的恶意消费。

　　这种令信用卡国际组织始终担忧与困扰的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的信用卡犯罪活动，终于也不可避免地首次在中国境内出现了，这对从1980年代就开始开展国际信用卡代办业务的我国金融界来说，无疑是一次不愿看到的、颇有几分“残酷”意味地和“国际接轨”。

　　应该说，类似的犯罪活动在国外早已屡见不鲜。以后，由新加坡开始蔓延到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及日本等国。其作案方法主要就是盗窃信用卡磁条上的密码。即SKIMMING。然后串通收银员、服务员等，利用替客人结账的机会，将其信用卡在预先准备好的机器中 “神秘”地刷一下，这样整个磁条上的个人资料就全被“盗版”下来。并将有关账户密码及磁条上的其他资料输入制作成的伪卡之中，大量投放到市场上进行欺诈活动。通过一瞬间的潇洒一“刷”，稍纵即逝地将他人银行账号中的存款变成自己的财富。

　　根据此案涉及到中国多个城市以及中国香港、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地的复杂情况，信用卡国际组织亚太地区保安部和香港信用卡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高层人士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请求上海警方立案侦查。因为他们相信处于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警方一定有能力侦破此案。

　　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收到了VISA信用卡国际组织从香港派专人专程送来的报案文件。在文中该组织特地明确表明：这起在甲地盗窃信用卡密码，在乙地制作成伪卡后，到丙地实施恶意消费的案件在国内尚属首例，能否成功侦破此案无疑是对上海警方的一次挑战。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素有“金融玩家”克星之称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八支队的侦查员们从VISA信用卡国际组织的“特使”的手中接过了这一“令箭”。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严峻的挑战。由于拥有信用卡的11名港商，其经商、旅游的踪迹遍布内地沿海各大、中城市，要在如此广泛的地域中，查获狡诈的“盗码者”的蛛丝马迹，显然是大海捞针。经过对VISA信用卡国际组织送来的报案文件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后，他们发现这11名港商近期曾数次到达过上海，并多次有信用卡在沪消费的记录。于是，决定首先将上海列为此案的侦查重点。

　　据此，侦查员们立即运用刑事侦查中的系统论的原理，用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采取纵向排摸与横向排摸相结合的措施。

　　依据总体方案的要求，侦查员们立即行动起来，分兵上阵，进行紧张的排摸工作。很快，在一个个交汇点上发现，这11名港商1996年12月及1997年1月均都曾先后在上海的一家五星高级宾馆逗留和消费过。但侦查员们经过分析认为，这家外资星级宾馆的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平时商业信誉颇佳。宾馆管理层决不会因为“小钱”而去犯有损堂堂五星级高级宾馆声誉的“低级错误”。而如果是宾馆中的雇员个人作案，那么最起码也应具备接触客户信用卡的条件，有履行信用卡结账的职能，并具有“盗码”的时间和工具。最后，作案人一定与境外信用卡犯罪集团有某种联系和勾结。

　　可是，当侦查员在这家宾馆方面的配合下，深入宾馆有可能与有条件接触信用卡和那11名港商的有关岗位、员工进行明察暗访，苦苦排摸了数天，发现具备以上条件的岗位、场所达数十个，员工则高达800多人。这无疑给进一步侦查带来了困难。殊不知，在这样一知名度颇高的涉外星级宾馆内，任何一举一动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国际影响”。

　　侦查员们决定暂时撤离宾馆，迅速对案情进行重新研究。终于发现，在VISA信用卡国际组织送来的报案文件中，11名港商提供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仅仅是他们自认为有可疑之处的那部分记录，并非是全部的信用卡消费记录。这样，显然不利于侦查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

　　于是，侦查员们连夜电告香港方面，请立即传回涉案人所持信用卡的全部消费记录。两天后，一份完整齐全的涉案人所持信用卡的全部消费记录重新摆到了侦查员的案头前。面对一份份纷繁复杂的材料，侦查员以职业所特有的细心和耐心，一一加以梳理。根据相关数据和时间、地点，制作了一张标有坐标系的图表。渐渐一个“坐标点”在这张图表中不断出现，和那11名港商在这家宾馆消费的时间、地点完全重合，且此人的职务、身份具备作案条件，他就是收银员领班董峰，此人显然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侦查员果断决定，立即将董峰传唤到案。

　　很快，年轻的白领董峰站到了侦查员的面前。长相斯文、一身西装革履的董峰，并无任何犯罪前科，给人的感觉似乎亦非是狡诈之徒。针对侦查员的讯问，他竟用平静的语调，回忆了发生在数月前的一幕幕往事。

　　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

　　这家颇具典雅欧陆风情的高档涉外五星级宾馆坐落在上海闹市中心，年轻的董峰，能有幸成为这家宾馆的收银员领班，无疑是上海滩上众多的白领人士中的佼佼者。作为一名中层管理者，他是尽职的，很为宾馆大老板所赏识。

　　1996年12月的一天，他的手下、在账台担任收银员工作的翁芸小姐突然来找他，说是自己在另一家高档涉外宾馆做会计的丈夫，日前接到目前正在日本留学的一个中学同学的来电，请他帮忙在上海搞一个市场调查。但调查者一定要有条件接触客户的信用卡，于是丈夫便让翁去完成。可翁虽说有条件接触信用卡，但因仅仅是个普通的收银员，所能接触到的客户信用卡资料十分有限。加上宾馆内的管理制度又严格，一坐上收银台就不许随便走动，前来自己账台用信用卡结账的客人又少，而市场调查的任务又相当紧迫。故只好恳请担任收银员领班的董峰帮帮忙，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较大的范围内掌握和接触来宾馆的客人的信用卡使用情况，并告知这一切不会让他“白做”的。

　　听说只是配合搞次市场调查，望着一脸愁容的翁芸，作为其上司的董峰便不假思索地爽快答应了。随后，翁芸便悄悄地拿出一只香烟盒大小的微型刷卡机交给董峰，并手把手地教会他掌握了使用方法。为充分调动董峰参加市场调查工作的积极性，翁芸不惜先拿出自己的3000元人民币作为报酬预付给他。

　　由于作为宾馆收银员领班的董峰的积极参加，对信用卡客户的“市场调查”的速度明显“提速”。仅1997年的1月，他们就在这家宾馆及附设的商场、餐厅、咖啡馆用刷卡机对客人的信用卡“调查”了数十次，至于确切的数字，到案后的董峰、翁芸也记不清楚了。

　　根据董峰的交代，侦查员们连夜将翁芸及其丈夫、在国际贵都大饭店财务部工作的王涛抓获。经过突击审讯，离奇的信用卡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早在1996年的11月的一天，王涛接到一个名叫王斌的中学同学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要求他利用在涉外高档宾馆工作之便，帮忙搞一个“国际市场调查”。方法很简单，即在宾馆内的客人用信用卡消费或结账时，先将其信用卡在事先准备好的微型刷卡机上悄悄“刷”一下，以收集持有VISA卡的国际旅行者的个人资料。并慷慨地告诉他，每“刷”一下，获取到一条信息后，便支付给他500元人民币的劳务费。

　　王涛回到家中后，便将此事告诉了在宾馆担任收银员的妻子翁芸，让她共同参与此项“市场调查”。因他本人没有机会接触客人的信用卡，而妻子却是个和信用卡“打交道”的人。

　　几天后，王涛夫妇接待了一个通过王斌介绍认识的、名叫李宁的青年男子。此人十分神秘地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只香烟盒模样的机器，交给王涛说，这是只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于市场调查的高科技产品，并具体告知了他们如何操作的要领。

　　同年12月，翁芸便利用自己收银员工作之便，先后10次暗中将客人的信用卡在微型刷卡机上一“刷”而过。而李宁却对翁芸的“调查”进展速度，多次抱怨太慢，影响了整个“市场调查”任务的及时、顺利的完成，让她能否再多动员些同事参加“调查”。

　　无奈之下的翁芸，只得找到顶头上司、收银员领班董峰。在董峰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此项“市场调查”任务果然及时、圆满完成了。李宁满意地将2万元人民币的劳务费“甩”给了王涛夫妇，翁芸则拿出1.5万元交给了董峰。

　　而那名叫李宁的青年男子，手捧翁芸交还给他的那只存储着大量有关信用卡持有者的个人资料及密码的微型刷卡机，心头不由掠过阵阵狂喜，随即将它送到境外。在境外，这台微型刷卡机十分“真实”地显示了窃取到的信用卡内的全部机密资料。国际信用卡犯罪集团据此迅速制作成了伪卡后，投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地的娱乐、消费场所，被恶意消费了21万港元。而这所有的一切，犹如乘人不备盗取了主人的房门钥匙，主人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顺利地打开房门大肆盗窃室内的财产……

　　如何定罪，专家会诊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征战，刑侦总队八支队的侦查员们终于成功地侦破了这起国内首例信用卡“盗码案”，为上海警方、为光荣的“803”争得了荣誉。 VISA信用卡国际组织专程送来了纪念奖牌，褒奖中国刑警的卓越功绩。此案同时被评为1997年度上海刑侦破案精品奖。

　　然而，案件虽然侦破了，犯罪嫌疑人王涛、翁芸夫妇和董峰也已归案。但面临“信用卡犯罪”这一新类型案件，在警方实施严厉打击的同时，留给我们的司法机关乃至刑事法律所需思索与反思的“难点”显然不可避免。因为，就在检察官将他们三人送上刑事被告席时，法官和刑法专家却开始大挠其头：这类案件究竟该如何定性、量刑呢？

　　1997年12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及窃取商业秘密罪”对王涛、翁芸夫妇和董峰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当此案在静安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后，由于案件类型新颖、案情复杂，法院方面即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各大专院校的知名刑法专家进行座谈“会诊”。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多数刑法专家的意见是：公诉书中对王涛、翁芸夫妇和董峰认定的罪名值得商榷，他们指出：本案被告的行为虽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但目前收集到的证据仅限在国内，缺乏许多环节、细节上的材料，对整个集团性犯罪的全过程还不明了。因此，从现已掌握的卷宗材料来看，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似难认定已构成“盗窃罪及窃取商业秘密罪”。

　　华东政法学院的朱教授认为，如果本案有充分的证据，可定为“伪造信用卡罪”，但这一罪名须是“共同犯罪”。而“共同犯罪”的前提是“伪造信用卡”的所有涉案人都有“共同犯意”，而本案三被告自述的“目的”是“搞市场调查获取信息”。刑法未规定窃取信用卡密码是犯罪，故从法律观点看，以盗窃定罪是不妥的。知名刑法专家苏教授则说，在证据不全的情况下，以“盗窃罪及窃取商业秘密罪”为本案定性似显粗疏。本案最终定性只能是“伪造信用卡罪”。但伪造及使用过程均在境外，如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是境内外合谋作案，则较难定罪。

　　毫无疑问，围绕这起由信用卡而产生的类型新颖的案件，对其如何定性，已引起法律界、司法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1998年5月1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过长达半年的审理、论证，认为王涛、翁芸和董峰三名被告为他人伪造信用卡提供帮助，其行为已经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人王涛、董峰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翁芸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同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追缴非法所得。公正的法律，终究给了他们应有的处罚。

　　加强防范，刻不容缓

　　此案被成功侦破的消息在当时极大地震动了世界上各大信用卡公司。日本JCB信用卡公司、万事达国际信用卡组织等均要求上海警方为他们作专题介绍和经验交流，共同研讨如何坚决遏制此类案件的发案势头。在会上，专家们不无忧虑地指出，透析此案，用那么小的“刷卡机”（实为“解码器”），通过十分简单的操作，即可获取信用卡磁条上的所有用户资料，其犯罪手段可谓高精尖。可我们国内接受信用卡消费的宾馆、商场等收银岗位的员工，却对这一犯罪手段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根本不了解其背后的奥妙。在国内对信用卡知识的普及还很薄弱，强化对信用卡犯罪的设防机制还不健全。若在国外，谁会相信这是在进行“市场调查”？在这方面，一旦我们无知，便会被境外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而这一切或许还仅仅是开始，那种“一卡在手，走遍天下”的潇洒，也许将会显得越来越“艰难”起来。

　　上海警方决心在进一步加大打击信用卡领域的犯罪活动的力度与广度的同时，拟定与信用卡市场发展规模相适应的预防、控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战略总体规划，并按照确定的工作步骤分阶段组织实施，如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金卡工程”等，以便及时、有效将各种信用卡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据2013年1月15日上午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仅2012年年末至2013年年初，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针对伪卡、套现、涉网类银行卡犯罪开展专项打击，成功破获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银行卡犯罪案件8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追缴涉案赃款共计900余万元。

　　（注：文中的涉案人员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