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法治社会“秘密拘捕”越少越好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月30日在全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个月。草案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均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

　　在一个法治社会，“秘密拘捕”历来是法治的大敌。它让每个公民生活在“被失踪”、“秘密消失”的恐惧和不安中，极为容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因此，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对“秘密拘捕”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将其限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一般只针对涉嫌恐怖活动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秘密拘捕权”被非法滥用，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现在修正案草案把“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也作为公安机关可以“秘密拘捕”的理由，这是否会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公民“被失踪”合法化，“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司法权力中，侦查机关的权力与普通人的关系最密切，也最容易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旦“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成为公安部门“秘密拘捕”的理由，我们有什么措施和手段，来制约和限制“秘密拘捕权”不被非法滥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

　　而且，何谓“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这是两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果明明可以通知到当事人家属，侦查机关却以“无法通知”为借口，行“秘密拘捕”之实，我们怎么办？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更是一个由侦查部门主观判断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标准。

　　侦查机关的权力本来就非常大，再赋予侦查机关不受限制的“秘密拘捕权”，公民的权益保障堪忧！

　　刑诉法修改的方向应当是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突出对司法权特别是公安和检察权力的限制。因此，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笔者认为“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不应成为侦查机关“秘密拘捕”的理由。就“无法通知”的规定而言，如果侦查机关确实通知不到当事人，也应当通知当事人所在地的派出所或村委会、居委会，否则，职能部门就有失职之嫌。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则应当完全从“秘密拘捕”中排除，否则，哪天被“秘密拘捕”的就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孙瑞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