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匿13年归案后，银行高管揭出了违法放贷7亿的惊人黑幕：当时经济秩序很乱，“高进高出”是银行业公开的秘密，领导让签字、放贷，自己不可能反抗；“当时大环境都这么做，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我无权批贷款，只是听命办事”
□案件故事
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资金部原经理冯伟，在行长霍海音的指使下，利用自己所管理的银行账外账户，对外违法放贷7亿余元，导致两亿余元贷款未收回。事情败露后，正在外地探亲的冯伟毅然决然选择了逃亡，在长达13年的东躲西藏之后，最终还是于2010年7月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抓获。
2011年10月26日，冯伟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审判。法庭上，冯伟仍然认为自己很委屈，辩称自己只是“听命办事，何罪之有”。“出了事，责任我是要承担的，但只是作为资金部负责人的那一部分。”法庭上，冯伟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应该归结于历史背景。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邹劭坤日前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分析说，冯伟个人对事实承认，但却对法律定性不认同，只是缘于他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银行高管只“听命领导”落祸根
1963年出生的冯伟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工商银行朝阳区办事处工作，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
1991年，中关村城市信用社副社长看重冯伟，想将他收到“麾下”，条件之一就是答应帮他的妻子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经过再三考虑，冯伟选择了投奔中关村城市信用社，成了信用社资金部的一名员工。
1995年前后，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改革，中关村城市信用社也在其间被合并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是霍海音。原本顺理成章应该得到提拔的冯伟，却由于合并之后的名额限制未能顺利升任副行长，依旧担任资金部的经理。事后，据冯伟的同事反映，其实大家都明白，冯伟干的就是副行长的活。
据冯伟自己说：“在霍海音手下工作，我做什么事都是听他安排。”
早在信用社合并之前，冯伟就在霍海音的安排下，以资金部的名义在信用社内单设了一个账户，用于吸收大额存款并高息放贷，而这个非法账户所留公章也是资金部的，账户名称则是冯伟。
据邹劭坤介绍，这个账外账户的贷款流程比较特殊，想要通过这一渠道贷款的人首先得想办法结识资金部内部员工，经内部人员引荐之后，冯伟或霍海音才会出面跟对方谈。为了规避查处，冯伟、霍海音和申请贷款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中，金额和利率都是按照信用社正常的贷款标准，加盖资金部公章，但双方的实际操作却并非照此标准。例如，如果要贷款10万元，国家规定利率8%，合同上也按国家规定写着10万和利率8%的数据，但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肯定不是10万元，可能只有8万甚至6万。“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在对方收到贷款后，通过支票或其他方式额外支付高息部分，然后霍、冯等人再通过银行设立的公司，将资金运作出来。”
据统计，信用社利用这个专户前后共贷款几十亿，完全不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放贷利率和比例要求进行操作，随意揽存和放贷，专户里的钱大部分都被贷了出去。
逃13年想回归正常生活终落网
1998年4月，霍海音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北京警方拘留，2002年12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等罪名一审判处死刑。
而案发当时，冯伟刚好在广东省深圳市探亲，得知霍海音被抓后，冯伟从父母那里拿了30万现金后开始逃跑。之后的十余年里，这些钱一直被他装在旅行包里带在身边。他先是在深圳市罗湖区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区租了一间居民房，每月房租是88元，半年付一次。躲进去后，冯伟跟谁也没有联系过，直到半年多后，因为担心被查身份证，他才被迫离开深圳市逃往广州市。
1999年4月前后，冯伟又选中了广州市番禹县祈福新村的一处农民房，房租一年1.2万元。“租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查身份证，也几乎没有警察会去。”冯伟说，不过，他住在这里仍然不敢出门，只是偶尔出去买菜和报纸，买完就立刻回去。哪怕是在这个村里，他也因为担心被查而换了几次房。而这一躲就是11年过去了。
11年的东躲西藏让冯伟心力交瘁。2008年4月，他终于不堪压力决定回京。而据冯伟自己说，他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称要换二代身份证，并特意强调了自己是冯伟。没想到，警方不仅没抓他，还顺利地给他办理了二代身份证，这让他觉得“一切都应该过去了”。
放松了心情的冯伟，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还顺利办下了护照，带着前妻、女儿一起去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地玩了十多天。
可是，事实最终证明，一切并不会就这么过去。2010年7月，冯伟又带着一家人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旅游，在酒店登记入住时被发现是网上追逃人员，已经被通缉了13年的冯伟就此落入法网。
辩称“顺势而为”仍难逃刑责
法庭上，冯伟的辩护律师坚持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据辩护人称，“当时大环境都这么做，冯伟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按照冯伟辩护律师的说法，当时银行的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对许多工作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根据资料显示，1991年开始，相关部门就开过关于加强信贷管理的相关会议。1993年北京市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明确禁止高息吸收存款、高息发放贷款、绕规模或者变相突破规模放贷等。人民银行也相继发出《不准擅自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十项规定》。可冯伟却说，自己并不清楚当时的各项规定。
“正规银行的资金部没有这些职能，资金部实际是银行资金的调度部门。”冯伟承认，当时经济秩序很乱，“高进高出”是银行业公开的秘密，领导让签字、放贷，自己不可能反抗，“我当时觉得是违规，没想到是违法犯罪”。而冯伟的辩护律师也提出，冯伟只是一个听命于领导的普通职员，就算追究责任，也该属于单位犯罪。
对此，邹劭坤解释道，检方并不否认有单位犯罪的罪名，但是因为中关村城市信用社曾经几经改制，暂时无法以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可冯伟作为主要负责人，放贷过程他是从头到尾跟下来的，他显然应该是重要的责任人。至于其个人是否获利，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冯伟个人获得私利，但并不影响检方对冯伟12起违法放贷的犯罪事实的指控。
至于冯伟的定罪问题，邹劭坤告诉记者，冯伟的行为发生于1993年至1997年，2010年归案。这期间前后共跨越新旧两部刑法，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是“利用账外资金非法放贷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该款修改为“违法发放贷款罪”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因为冯伟行为是以吸收存款所得资金违法发放贷款，故应以新刑法“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
在邹劭坤看来，这个案子跟现在很多诈骗有很大差别，该案经历的年代比较久，现在看来，这种类型的案件几乎绝迹，现在的金融环境也比过去规范很多，无法同日而语。但单从本案的诱因来说，银行作为一个监管主体，既是货币市场的监管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要担负拉存款和房贷来增加单位效益，在这个环境下，它如何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很值得思考。
■故事背后
像此案中的违法放贷，并非前无古人，也不会后无来者。有金融业内人士披露，一些银行员工长期在灰色金融地带游走，在泡沫中沉浮，甚至被吞噬。天量的违规资金绕开信贷规模控制，逃避了监管视线，一旦发生大面积崩溃，极易引发大的金融和社会动荡。我国司法解释降低了骗贷和违法放贷的立案标准，也增加了银行内部人员违规行为转化为犯罪案件的情形。因此，银行如何适应目前的金融法制环境，做好对金融诈骗活动的风险防范，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记者李松黄洁 实习生孔一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