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镇街执法权力缺失 11次执法难解决企业污染

　　“11次现场执法，为何解决不了企业污染？”追踪

　　考核责任状接到手软 放权强镇不能纸上谈兵

　　11次现场执法解决不了企业污染问题，反映出广州环保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成效不足，同时折射广州镇街执法权力缺失，但又承担无限责任。本报昨日的报道引起了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及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基层干部致电本报称，“我一年接的各项考核责任状接到手软，最少也有15个，但并无任何权力下放，权责严重失衡，基层压力太大。”有专家直言，广州推进简政强镇力度不够，与现行的市、区、镇三级行政架构有关，“公共利益部门倾向日益明显，放权意味着资源、利益的调整，谁都不愿放”。

　　镇长一年接15张责任状

　　昨日上午，两年前曾任广州东部某镇镇长的张义(化名)致电记者，“你们的报道太符合实际啦，我当镇长时，一年至少接16张责任状，张张都马虎不得。”

　　张义举例，就安全生产责任状而言，辖区死1人要扣分，死2人要检讨，死3人属于重大事故，就要被追责。此外，综治维稳、打假等责任状不一而足。

　　“我们长期干基层工作，也知道市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性，但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安全生产的执法权，只是配合区安监部门开展工作，区安监部门有50多个行政编制，但力量都集中在区一级，我们发现了消防安全隐患，还得层层汇报处理，但出了事我们得兜着，实在不合理。”张义说。

　　上述人士透露，由于权责严重不匹配，要真正完成目标考核任务，不排除有弄虚作假之事。

　　长期关注简政强镇改革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者邵任薇表示，县区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还是存续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压力型”体制。县区级政府按照目标责任制的方式，采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把乡镇各项行政管理内容和任务进行分解，然后按照其轻重程度分别下达给乡镇政府并签订责任书。

　　“这种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在实际运作中造成了镇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割裂，并由此产生了压力型体制下的有职无权，有责无能的现象。”邵任薇说。

　　张义认为，“放权”还放不出来“干货”，镇街想“要权”，比如环保、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等领域的审批及行政执法权。

　　推进简政强镇瓶颈不少

　　“2007年前后，市里有一个调研组来到我们镇，探讨如何放权给镇的问题，但看了对方的征求意见稿，心凉了一大截。”一名不愿具名的基层干部说。

　　上述人士回忆，意见稿里边提出将一部分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权”下放给镇里。“我当时就反驳，首先，这个事我们一直在做；其次，发现企业或个人有违法违规行为，个人向政府部门举报、反映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这还需要委托吗？说到底还是捏住权不愿放，后来也不可能有下文。”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史传林坦承，简政强镇背后是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但当前公共利益部门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推进这一改革的内部阻力不小。

　　据记者了解，《广州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已于去年初下发，专门提出区(县级市)要着力下放给镇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及其他行政管理权，对常住人口多、经济总量大的镇，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投资、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事业等方面加大放权力度。

　　依据《意见》，广州市拥有江高镇、太和镇、新塘镇等近20个特大镇。但据记者调查，目前尚无一个特大镇全面推进该项工作。

　　不少基层干部直言，广州放权强镇基本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力度明显赶不上顺德、东莞、中山等周边地区。

　　史传林认为，广州目前是市、区、镇三级行政架构，而顺德、东莞等区域是市直接辖镇，权力结构调整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