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析法律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理论与实践有鸿沟

　　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

　　“大夫，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这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病人而言，这是他们最关心也最希望医生做出权威解答的两个问题，但现实往往相反，很多医生给出的是“不确定”或多种“可能性”的答复。这样的不确定，有时会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不信任，也可能加剧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医生。

　　课堂下，一些学生总会拿亲朋好友遇到的案例问我：这个案子会怎么判？我一般只能这样回答：按照法律应该怎么判；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很复杂，实际中存在诸多可能性。作为解惑的老师，我的回答当然不会令人满意，就像上面的医生一样，缺乏专业知识的权威性解答。学生从我的答复中并未得到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对课堂上的“应然性”知识与实践中的“实然性”事实深感疑惑：原来法律上讲的那些确定性结论，实践中却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

　　这在某种程度是对自己笃信知识的“背叛”，但我不想罔顾现实用法律文本的美好构想去欺骗了事。在法律与事实、理论与实践中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很多时候，法官和律师都难以如法治追求者所期待的那样，成功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必然的逻辑联系。因为在法律走向事实、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法官的情绪与压力，他(她)可能受到的各种干扰，比如当事人的活动能力，还比如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形势，以及其他更多让人难以触摸到的利益潜规则，或一些重要人物道貌岸然的种种“考虑”，等等。

　　法律所蕴藏的公平正义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身的确定性来传递给社会的。这种确定性不单指立法需要稳定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强调法律的执行与操作应当确定无疑，不能充满各种变幻莫测的玄机。否则，法律规则下的人们便无法从中找到行为的预期，也会对模糊不定的法律运行产生反感。人类之所以普遍向往并选择法治作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法治带给我们不同的人确定的预期，只要按照法律的指引去生活，就能够得到相应的权利结果，而只要违背法律，就会受到必然的处罚和不利后果。人们从这种必定性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信赖法律能够真切保护到自己的利益。但是，不确定性会让法律的运行变得虚幻，直接危害到人们对法治的预期与判断。

　　不确定性还会增加法律运行的成本，延拓法律之外人为操作和干涉的空间。在“法律规定是一回事，法律执行则是另一回事”的语境下，一些当事人便不会把解决纠纷的功夫放在循法和取证上面，而是极力寻找那些不确定性的力量，找各种关系去影响法律运行的公正性。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中，执法不再是一个原本存在客观标准的正义运送过程，而是一场“赢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利益游戏。甚至有一些不良律师，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积极构筑利益脐带，有一些法官也会将不确定性当做兜售判断权的砝码，有一些行政执法者更容易拿不确定性来做利益交易的资本。

　　法律运行中充满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有立法的不明确原因，过于抽象的原则性立法会陡增执法者的“解释权”，造成实践中“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的现象。而在部门影响立法的环境下，一些缺乏仔细较真的立法语言还可能为执法者预留出一些“机会”，让法律运行过程可以掌控在部门利益之下。不过与立法相比，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来自执法过程。尤其是缺乏利益隔离的机制保障，作为权利义务实际配置者的法律执行主体，极容易成为各方利益争夺公关的焦点，也极易变作一些地方官僚为自身权力“保驾护航”的工具，甚至执法者本人的情绪，都可能在责任机制缺失下影响到执法的确定性。

　　因此，实现法治必须消除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在法律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重新搭建必定性与确定性的逻辑关联，让法官、律师、行政执法者等在法律运行的轨道上，能够心无旁骛地按照法律的本真意图指引实践操作。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构建和执业规范，更需要从法律运行的制度环境入手，从容易滋生不确定因素的体制机制入手，从深层的法律运行文化培育入手，为法律的良好制定并得到良好的执行扫清障碍。(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