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疑案”引发冤案:查不清楚就应“疑罪从无”

　　“疑案”引发的冤案

　　案件存疑就要查清楚，查不清楚就应坚持“疑罪从无”

　　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张辉、张高平无罪。

　　十年前，两名被告涉嫌“5·19强奸致死案”，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当时，被害人DNA物证经查与两名被告均无关联。

　　两个月前，浙江另一起发生在18年前的凶杀案(时称“3·20案件”)“翻盘”。当时该案中有5名嫌疑人被判死缓或无期。但2012年，该案真凶落网。

　　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向冤案受害人张辉、张高平及家属公开致歉，并表示要做好执法工作的调查。此前，浙江高院表示将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程序违法口供定案

　　2003年的“5·19案件”，警方从死者指甲内提取出一男性DNA，经鉴定，和张辉、张高平无关。但该DNA物证在公检法的刑拘、批捕、起诉、审判各个程序中一路过关。

　　2011年，杭州市就“5·19案件”成立核查工作组，核查结果显示，上述DNA将疑点指向另一起杀人案罪犯勾海峰。后者于2005年已被执行死刑。

　　“3·20案件”发生在1995年的杭州萧山。命案现场留有两枚血指纹。在指纹比对不一致的情况下，警方认定陈建阳、田伟冬等五人为凶手。血指纹未随案移送，一直保存在萧山公安(分)局。

　　十多年后一次侦查行动中，警方发现一起盗窃案罪犯的指纹和“3·20案件”现场的血指纹对上，由此查明真凶。

　　“5·19案件”再审后，检察机关指出，公安机关在此案中侦查程序不合法，侦查行为存在不规范或行为不文明情况。张辉、张高平及其辩护人明确提出，有罪供述包括指认现场的笔录，都是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所致，侦查机关还违法使用同监犯袁某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获取有罪供述。

　　这些一审、二审中的主要定案证据最终都被依法排除。

　　值得一提的是，“3·20案件”嫌疑人之一田伟冬始终不承认犯罪。在连口供都没有的情况下，依然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判处死缓。

　　疑罪当从无

　　上述两起案件，主犯都是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高院在二审中认为存在疑点，于是“疑罪从轻”，改判死缓。蒙冤者终得昭雪之日。

　　但法律专家指出，有罪没罪，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区分。案情存疑，于是在量刑上打折扣，这不符合法律精神。存疑就要查清楚，查不清楚就应坚持“疑罪从无”。

　　刑法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阮方民表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类似案件存在“两个基本”和“留有余地判决”的影响。“两个基本”指对重特大危害社会案件，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事实清楚就可以起诉审判；“留有余地判决”往往演化成“疑罪从轻”。

　　据本刊记者了解，“5·19案件”由于存在明显问题，当时就有审判人员提出明确的“无罪”意见，但最终未被采纳。

　　阮方民认为，国内办案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有罪推定”、“宁枉勿纵”的观念，而不是从法律理性出发，客观平衡各种证据链。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为了完成破案率等任务考核，潜规则时有所见，甚至存在以“坐实”为目标的错误办案理念，导致冤案产生。“对不符合新刑诉法精神的司法解释及其影响，应进行总清理。”阮方民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对于“5·19”案件，仍有不同意见。有的执法部门认为应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但仍有一种观点认为，光靠这些，“二张作案嫌疑无法排除”，还不能改变原判决。

　　让正义不再迟到

　　十年甚至更久的牢狱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无法磨灭的苦难。很多失去的东西，不是金钱所能衡量，也非道歉所能弥补。从赵作海、聂树斌，到张辉、张高平，还有多少正义徘徊在迟到的路上，还有多少是非黑白等待澄清？

　　浙江省公安厅在3月28日的致歉中表示，公安机关对这起错案的发生是有责任的，“深感痛心”，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决不掩盖、决不袒护。

　　在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下一步如何问责，哪些人员涉及此案，负有怎样的责任，检察院和法院均没有作出回应。不过3月28日晚，浙江省检察院在网站上刊文，回顾了该院在2010年收到申诉材料后开始审查的过程，指出该院“本着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推动法院再审立案，配合法院庭审，终使这起错案得以纠正”。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则提出关于防范死刑错案的建议案。他提出，在审理死刑案件期间，个别侦查机关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他还表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

　　中央一再重申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执法司法者手中的法律天平，关乎天理、公道、人心，不能有须臾倾斜。对形成冤案的制度因素要立即清理、废除，对制造冤案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法律以及政法机关才能在老百姓心中赢得真正的权威和公信力。(记者方益波裘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