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华人劳工在日索赔几乎全败 转国内或成最后机会

　　二战华人劳工在日索赔几乎全败 转向国内诉讼或成最后机会

　　2月26日，37名原二战中受害中国劳工及遗属一纸诉状将两家日企告上北京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道歉，赔款！”是他们多年未得到满足的诉求。

　　1990年，学者童增发表“对日索赔万言书”，揭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序幕，至今已走过23个年头。在日起诉的数十个案件，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获得公正判决的只有寥寥几起。

　　随着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关上了日本司法诉讼的大门，在中国国内诉讼成为华人劳工寻求公正的通道。

　　然而，当初的劳工相继离世，历史的证人正在消逝，而正义却迟迟未到，童增说，目前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我希望有一天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百年滴血的伤口才能愈合。”

　　2月26日，88岁的张世杰老人步履蹒跚地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告方的阵容庞大：一共37名原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有的遗属怀抱着亲人的遗像。

　　这37人是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做苦役的受害华工或遗属，他们起诉的被告方则是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

　　迟到公正

　　或是最后一个机会

　　张世杰谈及往昔的劳工黑暗日子，酸楚不由从心中涌来。

　　1944年，19岁的他在去县城的路上被日本兵掳走。漂洋过海到日本，远离了老家河北。在日本三菱煤矿株式会社的一个煤矿，他开始了挖煤的凄惨生活。

　　“晚上吃不饱，就是干活，跟在监狱差不多。” 老人10年前赴日索赔无果，如今转移到国内，他希望得到公正的审判。

　　此次对日索赔律师团由北京、河北、山西等六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负责人康健告诉记者，此次被告锁定为日企，重点突出企业责任，中国对两家日企有管辖权，因此法理方面不存在问题，“障碍不大”。

　　2007年，日本国内关闭了中方劳工索赔的司法大门后，律师团们也与日企多方接洽，但30多家施害企业中绝大多数拒绝与中方律师团对话，康健说，在国内起诉正是沟通无法进行下的最后选择。

　　律师团透露，此案两家被告企业，曾是奴役中国劳工的黑工厂。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奴役中国劳工5650名，死亡1023名，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奴役中国劳工3765名，死亡722名。

　　此次在国内起诉日企并非首例。早在2000年，有14位中国劳工在河北起诉日本熊谷建设等五家企业；2003年，有7名中国劳工在上海也提出诉讼……但康健介绍，早期的国内诉讼无一立案。

　　在“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看来，此次劳工在京起诉与以往案件相比“胜算更大”，“这次与过去不同，社会环境呈现新气象。”被起诉的日企在中国，诉讼有了更多主动权。

　　童增说，我们历史上失去了很多机会，此次起诉对于部分劳工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对于长期帮助这些受害者的人来说，他们的希望更加迫切，他们希望这些老人就算赢不了官司，也能有一个有尊严的晚年。

　　索赔之路

　　23年无果的民间赔偿

　　康健代理民间索赔案已有10多年，“有很多苦涩。”她说，日企奴役中国劳工，对其身体和人格都是一种伤害，然而公正的审判迟迟未到。

　　童增更是感同身受。从1990年，他发表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揭开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至今已过23年，此中的艰难历程，他有切身的体会。

　　万言书发表后，又经两名人大代表提案，索赔的呼声高涨，中国受害者突然看到了索赔的希望。1万多封受害者的书信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一位受害者写道，童先生你一定要帮大家说出心声：“挤抑在心中达半个世纪之久，想喊而又无法喊出的正义的呼声，要日本政府对中国受害平民进行民间受害赔偿和谢罪。”

　　而这1万多人仅是冰山一角。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资料显示，1943年至1945年，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强制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赵宗仁在1993年找到童增，在童增的建议下，搜集证据，寻找当年的劳工，也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写信。但和许多受害者遭遇相同，他的书信也石沉大海。

　　1944年，14岁的赵宗仁生活在昌平县的一个农村，在进城务工的欺骗下，连同其他147名同乡被日军和汉奸送进了塘沽“集中营”，在铁丝网、哨岗包围的城围下关了7天。在日本他先后在福岛县、长野县及北海道地区充当奴工。

　　搬石头、筛沙子、搬运发电厂材料是赵宗仁的主要劳动，一天干10小时，吃着透着酸味的馒头，200多人睡在木板房中。他还被监工抽耳光。

　　日本投降后，赵宗仁带着伤痛从劳役中挣脱回国，他说能活着回来已算幸运，他对日军有着恨意。

　　1993年，赵宗仁遇到童增后，他和其他几名劳工于1999年在日本正式提起诉讼。

　　艰难的诉讼

　　中日联合起诉输多胜少

　　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离不开日本有良知律师、学者的推动。童增说，有200多名日本律师在免费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做工作。小野寺利孝律师就是其中一位。

　　1994年，小野寺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甚为吃惊。“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就是当年，小野寺与童增会面，并成为对日索赔的盟友。“他从1995年开始，代理了20多起案子。”童增说，小野寺现在50多岁，他想再为中国劳工代言10余年。

　　2001年7月，由小野寺团队代理的“刘连仁案”(刘连仁曾被强掳到日本矿山，后逃进山中，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胜诉，这是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然而，此时，刘连仁已逝世近1年。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又推翻了这一判决。

　　康健介绍，2001年~2004年间，除了刘连仁案外，还有另外3起案件胜诉，这是为数不多的胜利。

　　童增说，十多年的败诉案中，日本法院给出的原因无非有二：已过诉讼时效；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民间赔偿同时放弃。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等，一如日本与前苏联、美国等国签的条款和宣言都是把国家赔偿与个人赔偿严格区别开来。”

　　康健律师同样表示，时效与放弃赔偿都只是日本托词，“在法理方面，劳工完全符合诉讼。”然而，日本依旧我行我素以此为挡箭牌。

　　等不起的诉讼

　　他们一个个老去

　　诉讼之外，中国劳工也有和解，2000年的“花冈案件”以双方和解，日企拒绝道歉，赔款变成善款终结。“花冈模式”也成为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法宝。童增认为这种方式不可取，与谢罪、道歉有一定距离。

　　在无法胜诉下，和解给劳工多少带来一些补偿，这多少也是无奈之举。

　　“难！”这是多年来，赵宗仁为自己和其他劳工努力奔走索赔后的心声。

　　赵宗仁的艰难索赔路，是对日劳工索赔的一个缩影，而对日劳工索赔又正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另一缩影，这条道路一走就是23年。

　　童增说，每一次败诉的判决都让曾经受害的老人再次受伤。

　　“把索赔搬回国内起诉，作为新的努力阶段，因为他们等不起了。”童增说，如果在国内胜诉，即使在执行上有很大的问题，对于许多劳工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被忽视太久了。

　　抗战胜利过去半个多世纪，童增说，有些劳工已经近百岁，证人慢慢都走了，能在法庭说出历史真相的已寥寥无几。

　　赵宗仁也感觉往日战友正在相继离去，当年昌平县一同被掳的148人，如今只剩下他和另一位90多岁的老人，老人脑子已不灵光。

　　近来，赵宗仁走访昔日的劳工，一些劳工已经糊涂，连熟悉的他(赵宗仁)都不认识了。

　　“要把事做成，出口气，为所有受害者讨一个公道。”赵宗仁说，只要能讨回公道，让他做什么都行，他要继续做下去，做到没有力气为止。

　　中国劳工自我保护与自我行使权力的声张，对于国内诉讼，还需要国内法院重视。这些老人，还在等待公正的审判，他们已等了太久。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时间点

　　1990年，童增发表万言书，民间对日索赔意识开始苏醒。

　　1995年，东京地方法院收到了“花冈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等起诉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起始年到来。

　　2000年，“花冈案”和解，日本拒绝道歉，赔款变善款，“花冈模式”成为日本企业对付中国民间诉讼的法宝。

　　2001年~2004年，刘连仁等三四起案件胜诉，日本开始承认侵害事实。

　　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民间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也逐渐进入程序。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西松建设强制劳工”等案终审败诉，关闭日本司法大门。

　　2013年，韩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诉讼在韩国胜诉，对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的妥善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4年，37名原告诉日企，开始国内诉讼新篇章。(文、图/本报记者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