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肾团伙圈养40人摘肾23个 以海鲜名义运肾(图)

卖肾者展示左肾摘除后遗留的疤痕。

肾脏摘除前，供体被要求写自愿捐赠书。

　　贩肾团伙圈养40人摘肾23个

　　团伙横跨江西、广东，分工合作，形成利益链条；幕后老板为药商，为多卖药品勾结医生，提供非法肾源

　　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法院对非法买卖器官案庭审，揭开了隐秘的贩肾交易链条：从网上招募供体，圈养供体，取肾、异地空运、移植，短短5个月，该犯罪团伙圈养近40人，贩卖肾脏23个，非法获利154.8万元。

　　这个横跨江西、广东的特大贩肾团伙，多数成员曾是活肾供体或受体，他们处在利益链底端，利益链顶端是肾移植医院和医药商，二者勾结攫取大部分利益。

　　肾源需求的巨大缺口为贩肾集团提供了生存和利润空间。专家认为设计合理的遗体器官捐赠制度有利于缩小缺口。

　　江西南昌红谷滩二手车市场附近一处不起眼的小旅馆，狭仄的空间，发霉的被褥，2011年10月，汪虎(化名)在这里住了大半月。

　　他不能随意出门，身高一米八多的山东人赵振24小时严密看护着他，并为他提供伙食。汪虎说自己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就像被圈养牲口一样”。

　　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白色丰田车将汪虎接出旅馆，在车上，汪虎被蒙上双眼。眼罩取下，汪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普通的病房，五名医护人员正站在手术台旁盯着他。

　　汪虎是贩肾团体从网上招来的活肾供体，是贩肾链条的第一环。以陈峰为首的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圈养供体，取肾、异地运输、移植，形成严密的贩肾利益链。

　　2014年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作出一审判决，12名被告人因出卖人体器官罪分别获有期徒刑2年至9年6个月。

　　网络招揽卖肾者

　　活肾供体是20岁到30岁出头年轻男性，卖肾是为了“捞快钱”，卖肾所得在22000元至25000元之间

　　安徽青年汪虎是在赌气状态下做出卖肾决定的。

　　2011年9月，21岁的汪虎和父亲大吵一架，很少出过远门的他决心去外面打拼一番，但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并不顺利。有次他在网上闲逛，看到卖肾挣钱的宣传，于是通过QQ联系上网友“江西小李”。

　　“江西小李”告诉汪虎卖一个肾可以得25000元。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能够独立，时年21岁的汪虎有些“赌气”地同意卖肾。在“江西小李”的指引下，汪虎到了南昌。在南昌，汪虎被“圈养”在逼仄的小旅馆里，作为活肾供体。看护他的小伙子叫赵振，曾经也是一名活肾供体。

　　半个月后，汪虎被带到一私人医院体检，配型没有成功。一星期后，又被带到江西省武警医院体检，这次配型成功。受体和供体配型成功是贩肾的关键一环，根据受体的需求，对供体进行配型筛选，配型成功的才能进行肾脏移植。由于匹配率很低，有的供体等了很久都没有遇到相匹配的受体，贩肾者只得将供体转卖给别的贩肾组织。

　　当汪虎在宾馆里熬时间时，27岁的郑西平(化名)也被带到了离汪虎不远的一处出租房里“圈养”。

　　郑西平是湖南郴州人，2011年在广州打工期间，痴迷于“老虎机”赌博，输掉几万元，对生活渐渐失去信心。在一次网上闲逛中，他联系网友“莫哥”，对方告诉他，卖肾可得22000元。

　　当年11月，郑西平在“莫哥”指引下，从广州来到南昌。被“圈养”十几天后，他被带到江西省武警医院体检并配型成功。

　　供体是肾脏买卖源头，“江西小李”和“莫哥”等在网上寻找潜在的卖肾者，他们一般通过在论坛里发“快钱”“卖肾”的帖子，并说服感兴趣的年轻人，指引他们到南昌，由左寒冬寻找场所圈养。

　　器官来源长期的短缺状态，给器官黑市提供了利益和生存空间。据警方调查发现，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期间，该贩肾团托招募和“圈养”供体近40人，先后有23名活肾供体被卖肾集团圈养在南昌红谷滩附近的小旅馆或租赁房内，一旦体检配型成功，就被“牵”出来取肾。

　　这些活肾供体，大多是年轻的小伙，从20岁到30岁出头，卖肾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急需钱还账，有人是因为赌博欠赌债，有人是因为结婚缺彩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为了“捞快钱”，卖肾所得在22000元至25000元之间。

　　草台班子取肾

　　摘除肾脏的手术室是从民营医院租借的，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从多个医院找来

　　配型成功当晚，汪虎进行了肾脏摘除手术。动手术前，一个叫陈通的年轻人拿出一张捐献书让他照着抄，汪虎在纸上写下：“本人自愿捐献肾脏一个，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这张捐献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不允许涉及人体器官的交易，对于活体器官捐献，法律规定，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才能进行活体移植。

　　手术结束，汪虎醒来时发现自己左腹部包裹着厚厚的白纱布——他的左肾摘除了。

　　术后第三天，汪虎再次被蒙着眼睛接到一家大宾馆住下，3天后，拿着左寒冬给的2万5千元回了安徽老家。

　　其他22名活肾供体也是在这家医院进行手术的。搭起这套手术班底的人是组织者刘永东。手术室是刘永东从南昌华中医院租来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全科室民营医院，股东是江西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盛禄和侄儿陈韶辉。在南昌只有两家公立三甲医院有进行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质。

　　每次，刘永东付给华中医院3.5万元手术室租借费。对于民营医院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陈盛禄在警方问询时否认知晓刘永东租借场地的真实目的。

　　草台医疗班子是刘永东临时拼凑的，主刀医生是从广西请来的蒋政林，手术助理是江西省武警医院年轻医生万鹏，麻醉师是南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师肖聪，两名护士也来自江西省武警医院。

　　2012年7月案发时，南昌华中医院被警方查封，记者近日按着旧地址找过去，医院的牌子已经被摘除。

　　每台取肾手术，主刀医生可获得报酬数1万元左右，其他人报酬从1000元到4000元不等。

　　刘永东是在长期求医过程中与以上医护人员产生交集的。刘永东是江西瑞昌人，2005年被查出患尿毒症，双肾衰竭，2006年在江西省武警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总共花费15万元左右，几乎是倾家荡产。

　　2010年，刘永东再次出现肾功能衰竭，需要再找肾源换肾。刘永东说，“想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的念头让他再次开始寻找新肾源。

　　刘永东在网上联系上左寒冬，想了解黑市买卖肾的情况。2011年左寒冬拉他加入贩肾团伙。

　　刘永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刚开始他只是想为自己寻找新肾源，但后来发现其中利润很大，渐渐起了贪心，加入贩肾团伙。由于经常出入南昌各医院，刘永东和许多医生、护士很熟。他在贩肾团队中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医生和护士。据他供述，每一单买卖，他从中分到1万元。

　　以海鲜名义运肾

　　刚摘除的肾脏浸泡药水，装在冷藏箱中，以海鲜的名义空运至广州

　　当汪虎在南昌华中医院做肾脏摘除手术时，莫永青已经提前从广州飞到南昌，等待将肾带回广州。手术后不久，陈通将新鲜的肾脏带出医院，交给左寒冬，并从左寒冬处收取这几天来所有的报酬1500元。

　　左寒冬和刘永东经手的肾脏大多流向广州医药商人陈峰，莫永青是陈峰的“马仔”，负责运肾回广州，每次可获得报酬3000元。

　　从左寒冬手中取到的肾脏，以药水浸泡，装在冷藏箱中。过机场安检时，莫永青告诉安检人员，箱子里装的是冷冻的海鲜。每次都顺利过关。

　　莫永青自己也曾卖过肾。莫永青的父母欠下30万元债务，为了找钱应急，2010年，莫永青在网上找到一个厦门的中介，中介骗他说卖肾可以得10万元，莫永青动心了：“没有肾还能活，当时就想着有钱还账，父母就不用被人逼得去上吊。”

　　第一个中介并没有找到配对的受体，莫永青被介绍给郑州的中介，随后又被介绍给广州的中介。“我就像猪仔一样被中介卖来卖去，最后遇到了陈峰。”莫永青说。

　　但陈峰只给莫永青开价25000元，莫永青咬牙卖了左肾。卖完肾后，莫永青发现自己体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干不了重活。为了帮父母还债，他再次找陈峰借钱，陈峰把他拉入卖肾行当。

　　莫永青说，自己被摘过肾，深感身体无力的痛苦，每次运送肾脏都觉得负疚。

　　刘永东介绍，在贩肾团伙中，除了医护人员，大部分参与者都与器官移植有直接关系——要么之前是供体，要么之前是受体，大家都捆绑在器官买卖这条利益链条上。供体摘除肾脏后，很多人自愿加入贩肾组织，因为卖完肾，身体变差，基本没法承担劳累一点的工作。

　　曾负责看护汪虎的山东小伙陈通，是刘永东2011年在网上找的搭档。29岁的陈通曾因生意失败，卖过自己的肝脏。

　　贩肾集团的“大头目”左寒冬，早年也曾以6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肾卖给陈峰。后来，陈峰主动联系到了他，让他帮找“取肾的医院”，他随后加入贩肾集团。

　　幕后：药商勾结医院

　　药商陈峰为维护与医院关系，多卖药品勾结医生，提供非法肾源

　　在贩卖肾脏链条的最后一环，陈峰是幕后大老板，他是广州蒙家帝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推销与器官移植相关的药品。据他说，每年卖药能挣几百万元。

　　陈峰向警方供述，因为卖药他与广州医院很多移植科医生建立了关系。2010年，广州军区总医院肾脏移植科副主任朱云松跟他说，肾源很紧张，很多病人等着肾脏移植，朱让他去外面联系一些脑死亡病人的肾源。

　　2010年，陈峰在网上认识了江西的左寒冬，左寒冬说和江西的武警总医院关系熟悉，可以提供脑死亡病人的肾脏。陈峰派莫永青去南昌、景德镇从左寒冬处取肾，再把肾卖给朱云松。

　　陈峰否认贩卖肾脏是为了谋利，“我卖药利润很高，根本看不上买卖器官这些小钱。主要是维护关系，做药品。”警方调查发现，陈峰每提供给朱云松一个肾脏，得到12万元，其中10.5万元分给贩肾集团的江西中介团伙左寒冬等，1500元分给莫永青，他自己能赚1万多元。

　　目前，朱云松被另案处理，但网络上有许多尿毒症患者仍发帖对他表示感激。

　　按照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前，临床学术和伦理委员会要对器官来源的合法性等进行审查。新京报记者前晚致电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移植相关科室负责人，询问该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应当履行的正规程序，该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器官移植科医生介绍，病人进行肾脏移植，肾源加手术费、疗养费约50万元。由于肾源很紧张，不排除某些医院默许非法途径的肾脏流入。“病人迫切需要，医院有利可图，某些医生就默许了伪造的资料。”

　　经警方调查，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间，以陈峰为首贩肾团伙，先后对23名供体进行肾脏摘除手术。这23枚被摘除的肾脏，有21枚运抵广州军区总医院实施了移植手术。有两枚由刘永东请医生私自在江西、广州的民营医院实施移植手术。

　　刘永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整个利益链条中，他所得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刚够过日子。2011年10月，刘永东决定冒险赚笔大钱，他自己组织医生为江西瑞金尿毒症患者罗女士换肾，并收取罗女士现金41.5万元。刘永东拒绝向记者透露他分成所得，只表示“是不小的数字。”

　　罗女士前日也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她患有尿毒症，一直得不到合适肾源，2011年8月，她联系上刘永东。当年11月，刘永东找到匹配的肾源，并安排罗女士在华中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主刀医生是刘永东请来的器官移植科专家周凯章。

　　罗女士说，术后她康复情况不错，从个人情感上感谢刘永东，“毕竟救了我一命。”

　　刘永东目前因为肾衰竭被取保候审，他说他最关心的仍是怎样获得合适的肾源，保住性命。他说，“近几年肾源不断减少，如果能从正规途径得到合适的肾源，谁也不想去做犯法的事。”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大概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成功移植器官约为1万例，许多病人不得不转向非法领域寻找肾脏。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告诉记者，活体器官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人的重大健康为代价的，全世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会加大社会的鸿沟，巨大的利益甚至会催生罪恶和违法行径。她表示，我国现有的捐献模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最好的办法是鼓励身后捐献器官。

　　新京报记者 萧辉 江西南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