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根治“捆绑式管理”需给权力管理划出禁区

　　父母无偿献血子女中考可以加分、申领驾照结婚证前应无偿献血一次、生育二胎要签订结扎承诺书、申领证件需到指定地方照相……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被一些行政部门强行捆绑在一起，不少群众深感无奈：如此“捆绑式管理”真的有用吗？到底是方便还是添堵？(9月28日《新京报》)

　　所谓的“捆绑式管理”就是一个条件是满足另一个条件的前提，甚至把原本许多不相关联的事联系起来，以达到特定的管理目的。其中，有不乏合理的初衷，如推动无偿献血，但是总的看来都是对公民权利的干涉，是为达到管理目的的懒政手段，其中更有非法的利益冲动，把行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权力与谋取私利对应起来，诸如“吃、拿、卡、要”之类的，都是赤裸裸地要挟和损害群众利益，滋生出权力腐败，弱化公共服务效率。

　　“捆绑式管理”是行政权力管控依赖的产物，与“人在证途”所反映出来的种种弊端如出一辙，将诸多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简化成纯粹的“条件化”满足，一方面使得政府管理社会手伸得过长、管理过细，大包大揽；另一方面使得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发生异化，变成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利的工具。

　　“捆绑式管理”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折射出政府治理社会结构的单一，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决策以及监督公共权力的权力缺失，渠道不够充分，游离在政府的管理之外，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

　　比如，倡议申领驾照、结婚证之前应无偿献血，对于公益事业而言自然是善举，但是由行政机关以规章的名义出台，带着显性的强制色彩，再好的初衷也让公民不适。相反，如果由社会组织提出，显然更合适，没有权力的背景，尊重权利自愿的原则，可以实现最大公约数。又比如，众多“捆绑式管理”的规定有的涉及显性的违法违规，这些规定是怎么出台的？几乎每一个争议的个案，背后都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权力自授”的影子，没有关联利益群体和公民的参与，没有既定程序的约束，没有来自法律法规层面的审查，所制定的规定焉能不会成为特定利益的工具？

　　根治“捆绑式管理”的种种乱象，首先要破除行政管控的思维理念，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从顶层设计上加速推动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稳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简政瘦身，变审批为服务，变管控为引导。另一方面把更多的关系交给社会去调节，放权给社会，充分培育壮大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微观自治，让社会举办社会事业。第三，要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立法治政府，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固化在依法的轨道上，强化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给权力管理划出禁区。（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