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法治思维使用限购令

　　那些仍在限购令门前徘徊的管理者们，只有充分尊重权利，审慎使用权力，贯彻法治精神，秉持平等理念，才能成为依法行政的合格者。

　　2014年12月29日下午5时40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车辆“限购”政策。此前深圳曾多次声称“不会限购”，此次的政策“大转弯”让业界及市民猝不及防。当天下午6时许，深圳多家4S店被警方和税务部门封门，停止开票。

　　须特别强调的是，限购令首先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对“物”的平等取得、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没有“指标”的市民将无权在该城市购买并使用小客车，而有车市民及车商将车自由出售的权利也将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这就可能与法律所赋予市民的物权相冲突。同时，这还将间接影响到市民自由选择交通工具的平等出行权。如果这些不平等是因城市客观条件所必须产生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弥补那些残缺的法定权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回到法治的视角。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虽然相关草案还正在审议中，但这显然是大势所趋。因此，一个地方政府要发布限购令首先就需要有上位法的依据，至少也须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通过当地《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地方性法规，给政府明确授权。否则，就将失去法律上的正当性。

　　限购令还须有着程序正当性，须在最大范围内听取各方意见、最大限度内尊重各方利益，达成最多的共识。即使为了公共利益，在必要的时候，要剥夺部分群众的某些权利，也需要通过科学、民主、有说服力的决策机制。此外，限购令还须附带权利弥补机理，如采取更优惠的公共交通政策等等，对权利受损者进行必要的补偿，以矫正政策所带来的不平等，让政策更加有正义性。

　　事实上，各地的限购令突袭做法显然和上述思路并不一致，这也导致相关做法往往引来负面评价，当地政府虽然初衷良善，也逃不出饱受违背良性行政伦理、违反法治精神的舆论质疑。在一些城市，限购令已成既定事实，管理者就须亡羊补牢，把重心放在权利补偿上，将市民的被剥夺感降到最低。而对于那些仍在限购令门前徘徊的城市管理者们，还须三思而后行，只有充分尊重权利，审慎使用权力，贯彻法治精神，秉持平等理念，才能成为依法行政的合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