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黑金”诅咒：结成商人谋权官员求利怪圈

　　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引起舆论关注。论级别，季建业的官并不算大，但他却用38年的仕途演绎了官商“朋友圈”从形成到崩塌的完整过程。关注此案，既是为了解剖这一样本，更是警示还抱着侥幸心理打造“朋友圈”的官员和商人们。

　　1月16日，备受舆论关注的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一审在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6个小时的庭审梳理了季建业38年的仕途。

　　伴随季建业升迁的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官商朋友。有些是他昔日的同僚、部下，下海经商后一路追随；有些是他在商界扶持的“知己”，不管国内国外出行，相伴左右。

　　他们涉嫌为季建业在经济上提供帮助，季建业则在商业项目上对他们照顾有加，由此形成“隐形”利益关系。

　　记者梳理发现，官商“朋友圈”，是一个远比微信朋友圈更热闹的地方。那里充斥的不是励志篇、亲子篇、段子、心灵鸡汤，而是资源、权力、金钱，还有欲望。

　　南京季建业贪腐案

　　20多年“朋友圈”的“礼尚往来”

　　“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庭审最后陈述时，季建业如此“总结”道。

　　据季建业自己说，这些朋友多是多年前与其一同打拼的同事朋友，还为其家庭解决困难提供过不少帮助。

　　据披露的起诉书显示，针对季建业的7项指控中，有6项涉及项目开发，设备供应，获得土地使用权、拆迁、建设等，季建业在苏州、昆山、扬州、南京等地任职期间，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提供帮助，收受他人钱财。

　　例如，1992年下半年至2009年，季建业接受苏州市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的请托，为徐东明承揽设备供应项目、开发房地产、竞拍土地提供帮助，随后收受徐东明给予的人民币、空调及装修材料等共计折合人民币789万余元。

　　2002年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接受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天晓的请托，为“凯运天地”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和拆迁事宜提供帮助，并为该公司路虎汽车4S店项目用地和违规建设提供帮助，随后先后9次收受朱天晓给予的财物合计24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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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估算，仅徐东明和朱天晓给予季建业的财物，就占其涉嫌受贿总额的9成。

　　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圈”，是观察官员品质德行的重要窗口。从检察机关指控季建业的犯罪事实看，徐东明、张学仁、何建青、周克辛、朱天晓、朱兴良等季建业“朋友圈”中人，一边在一个个工程、建设项目中得到季建业的鼎力帮助，一边“慷慨解囊”送钱、送车、送家电、送装修，甚至帮忙低价买墓地，可谓“礼尚往来”。

　　吕梁“黑金”的诅咒

　　结成“商人谋权官员求利”怪圈

　　前些年曾流行这样的说法：商人没有一定的关系和后台，生意很难做大；而官员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撑，官也很难做大。刚开始进入仕途的一些官员，会利用可能的机会接触商人。而商人长期投资这些官员，为的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这种基于共同利益需求结成的所谓“朋友圈”，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利益勾兑。

　　2014年6月以来，杜善学、聂春玉、白云等曾主政山西省吕梁市的副省级高官相继落马，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带走调查——吕梁，成了山西反腐的风暴眼。这片土地因资源经济与权力腐败的“联姻”，将官商勾结形成的可怕“黑金”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许多革命老区一样，贫困曾是吕梁的“标签”。2003年前后，煤焦价格一路狂飙。吕梁随之崛起，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一度位列山西省首位，遍地开花的大小煤矿成了造富机器。一些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每天能赚“一辆奥迪车”。

　　在吕梁，因煤价暴涨而失衡的不止经济，一些官员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现扭曲。围绕“黑金”结成了一个“商人谋权，官员求利”的官商怪圈。

　　在反腐风暴掀下几名重量级官员之后，当地一名开过煤矿的人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当地官员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同时，一些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时，商人就是“提款机”。

　　在吕梁，干部群众对聂春玉、张中生等人与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非同一般的关系”如数家珍——聂春玉、杜善学与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张中生与邢利斌、中阳钢厂董事长袁玉珠关系密切。

　　记者了解到，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一些干部认为，老板与各类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形成各种“朋友圈”，如果你进不了这个“圈子”，就不会被接受，会被“边缘化”，提拔无望。

　　“暴涨的财富，败坏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当地一些基层干部说，一些煤老板过年过节给官员送礼，送几万元就像“递一根烟一样”。一些干部长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牌烟或上百元的“呼伦贝尔”牌烟，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肯定负担不起的。

　　权力在分配利益上的主导权，使得一些官员拥有超乎常人的“魅力”，商人自然会趋之若鹜。而所谓的“好朋友”“铁哥们”，都不过是相互利用的漂亮词藻而已。事实上，正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权力与资本出现结盟，并努力打造外人难以进入的“圈子文化”，确保逃过法律的规制，实现私下分赃的利益均沾。这种官商勾结的“圈子文化”，还会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膨胀，滋生出“塌方式腐败”。

　　四川“塌方式腐败”

　　商人一路追随官员升迁

　　“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牵出一些官员。”和“热闹非常”的山西官场相比，四川官场也并不平静。和聂春玉、邢利斌等结成的吕梁官商“朋友圈”一样，蜀中官商“朋友圈”也没能摆脱俗套的坍塌模式。

　　在四川省广安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原局长陈太茂判决书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徐天凯，他以证人身份详细叙述了自己行贿陈太茂及退赃的过程。

　　对于四川广安人来说，徐天凯是一个“名人”。

　　公开资料显示，徐天凯，生于1963年，四川省广安市下辖的县级市华蓥市人，其名下有四川凯达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依仗早前落马的海南省委原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徐天凯发迹的过程，即是蜀中官商勾结的样本之一。

　　在调任海南之前，谭力曾长期在四川任职，官至广安、绵阳两市市委书记，并在广安市委书记任上和徐天凯结识。

　　2014年10月30日、31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向四川省反馈巡视情况。

　　巡视发现，四川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前些年一些领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利益链。

　　2014年7月8日，中央纪委宣布谭力落马当天，广安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谭力出任广安市委书记期间，徐天凯是他的“身边人”。

　　而在进入广安建筑市场前，徐天凯是华蓥市(广安市代管的县级市)修房子的包工头。境遇差的时候，徐天凯在镇上的餐馆吃饭签单都曾被拒绝。

　　结识华蓥市交通局工程科一名科长，被认为是徐天凯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名科长调入广安地区(广安于1998年设市)交通局后，徐天凯开始在高速公路工程中揽到一些小工程。

　　其后，经由这名科长的牵线，徐天凯与时任广安市副市长建立了关系。在这名副市长引荐下，徐天凯得以进入了谭力的视线。

　　一名徐天凯早年的朋友称，徐天凯与官员交好的秘诀是——肯花钱，而且放得下身段。

　　广安西溪片区的开发，被认为是徐天凯第二个转折点。

　　司法材料显示，在倒卖土地形成大规模资本积累之后，徐天凯在西溪片区内先后开发了阳光西岸、城南家园、欧典水乡、红盾公寓、怡佳会所、美茵水岸等地产项目。上述项目的利润让徐天凯迅速跻身富商行列。

　　除了财力上的日渐丰盈，另一变化是，依托谭力的赏识，徐氏一跃成为广安政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官方资料显示，2004年12月，谭力调任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履新绵阳后，徐天凯在广安商界的朋友们发现，徐氏在绵阳也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商圈。

　　在2009年3月谭力出任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徐天凯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海南。

　　依靠谭力主政期间积攒的政治资源，徐天凯在谭力离任广安后仍游刃有余。通过行贿有关官员，徐天凯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

　　被徐天凯拉下马的广安处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局长陈太茂，广安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夏代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太茂。

　　落马前，陈太茂已是广安市政府副市长的后备人选之一。陈太茂判决书中记录的徐天凯证言，对两人之间利益输送的过程有较完整的还原。

　　判决书显示，2007年前后，当时徐天凯在西溪片区的几个项目都处于收尾阶段，需要办理产权证、工程验收等事项，另外想将“美茵水岸”对面的独栋3层房屋装修成歌城“怡佳会所”，需要改变外部面貌，同时也想增加点面积，于是想到找陈太茂，让他帮忙关照一下。

　　2007年七八月份，徐叫老婆贺某取50万元现金，用一个装水果的纸箱子装好放在车上，然后约陈太茂见面。陈太茂和徐天凯见面聊了一会儿，主要拜托他在徐开发的项目工程验收和办理产权证等方面多关照，同时也提出“怡佳会所”外墙装修的事，陈太茂当时表示同意。陈太茂准备开车回去时，徐从车上拿出装有50万元现金的水果箱子，放到了陈太茂的车上。在西溪片区徐开发的项目的验收和产权证办理方面，陈太茂没有设置障碍，“怡佳会所”外装修和增加面积的方案也得到陈太茂的批准，增加了大约500平方米的面积。

　　2011年4月，徐因为行贿被调查。当年8月20日左右，徐受邀到重庆一家酒店吃饭，当时其他人还没有来，陈太茂已经在那里，陈太茂叫徐把东西拿回去，并叫徐和老婆贺某商量一下，说他当时之后不久就把钱退了。徐当着陈太茂的面给老婆打了电话，接着陈太茂就拉着徐一起到酒店地下车库，从车上拿下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徐的车上，说里面是50万元。

　　第二天早上，陈太茂又打电话给徐，说徐的老婆写的收条不行，要重新写一个。当天晚上，贺某说昨天晚上陈太茂找她写了一张纸条，写了什么时候收到陈太茂退的多少钱。当天早上又找她写了一张纸条。

　　之后徐就把陈太茂退的钱交到四川省纪委，经清点是50万元。

　　判决书显示，陈太茂对收受徐天凯贿赂以及退还赃款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四川官场腐败窝案的暴露再次证实，在畸形的官场文化影响下，一些官员的“朋友圈”变成了“利益圈”，吃吃喝喝、“礼尚往来”成为一些官员和商人之间联络感情的潜规则。那些所谓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官员行贿示好，而一旦官员心生贪念，就会为了利益向“朋友”们提供方便。

　　形形色色的“圈子”

　　畸形官场生态背后监督不力

　　中国人喜好结交朋友，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圈子”，并逐渐形成某种特有的行为规则。这些“圈子”都在极力塑造自己的人际关系生态。只有进入到“圈子”里面，你才可能获得相应的机会与资源。

　　这些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显示，贪官都喜欢结交三种人：老板、高官与美女。“朋友圈”几乎成为滋生腐败的磁场，变作权钱色交易的染缸。

　　“官商共荣、权钱交易的生态其实已存在多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在很多案例上相当普遍。”反腐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畸形官场生态，首先是相关规章制度，如招投标法、土地招拍挂制度等，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其次，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太大，往往存在“一言堂”现象；第三，是长期以来监督不力，甚至“边腐边升”。“这些原因导致官商互利情况愈演愈烈”。

　　“官商朋友”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实现“圈里人”的利益交换，权力寻租、官官相护，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官商“朋友化”的地方和单位，腐败几乎无可避免，并且堵塞了正常选人用人渠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集中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时特意指出：“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官商勾结等。”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再次指出，官商勾结、官商“圈子文化”，尤为值得我们警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与江苏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201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摘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文章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工作生活中都会发生大量人际交往，但交往要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低调为人、谨慎交友，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对于官商交往交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官员和商人的所有“正常交往”，只要符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制度、因循职业需求，无须受任何限制，但双方均要守住底线，做到“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

　　在庭审中，季建业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表示“知罪、认罪、悔罪”，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辩护意见。对于自己的蜕变，季建业当庭作“总结”称，自己“毁于‘三线’失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失去了界线，不分彼此；失去了防线，不加防范。朋友关系变成了‘礼尚往来’。”

　　反腐风暴席卷各地，一些畸形官商“朋友圈”在逐渐崩塌。季建业们的悔悟当为后来者镜鉴。记者陈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