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农民工需要制度救济

　　□冯海宁

　　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头，在建筑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着重体力劳动的工厂，他们有的50岁、60岁，有的甚至超过70岁，被媒体称作“高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报告称，去年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总数超过4600万(5月3日央视)。

　　总数超过4600万的高龄农民工之所以为生计奔波，或是因为个人原因——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或是因为家庭原因——每个高龄农民工背后都有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几乎是上有老下有小。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群体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保障，也是造成他们异常艰辛的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尽管高龄农民工在外务工是他们的自由，但有关方面既要为他们的当下考虑，也要为他们的未来考虑。当下，他们承受着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工作之重；未来，他们的生计、养老等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未知数。因此，有必要根据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为他们量身定做相应的政策制度措施。

　　对农民工问题，早就有相关解决措施。例如，2006年印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旨在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去年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并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责任。这些措施值得肯定。能否在此基础上对高龄农民工量身定做相应政策制度，值得考虑。

　　毕竟，高龄农民工与其他农民工有一些区别，一者，高龄农民工年龄比较大；二者，他们的劳动强度大、健康风险高；三者，他们掌握的知识、技能比较少；四者，他们承担的家庭压力相对要大。鉴于这些特殊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出台专门的政策制度解决高龄农民工今天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

　　首先，应该对高龄农民工问题进行详细摸底调查。到目前，我们似乎只是掌握高龄农民工总量，他们的流向、工作、收入、健康、保障等方面究竟如何，并不完全掌握；他们为什么在高龄阶段打拼，到底为谁打拼，原因不完全了解。只有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政策制度措施化解他们的困难。

　　其次，针对已经暴露的问题应早日从制度层面着手解决。比如说，由于高龄农民工没有缴满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而面临养老难题，应该早日进行化解，可通过补缴的办法让他们领到城市的养老保险。再如，高龄农民工之所以拼命，也是因为要为自己的老人养老送终，如果对7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补贴，他们压力会小点。

　　另外，各地要为高龄农民工开发适合他们年龄、体力、技能的相关产业，或者创造适合他们特点的工作岗位，以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和健康风险。如果说农民工是社会弱势群体，高龄农民工无疑是弱势中的弱势。既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需要特殊的制度关照和关爱，绝对不能让他们一直在外打工缺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