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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澳门

2011年09月07日 17:2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中新网9月7日电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作为特区,澳门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着联系。澳门是孙中山踏入社会走向世界的通途,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舞台。民革中央网站2008年9月26日曾刊文《孙中山与澳门》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岁月。

  文章摘录如下: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闻一多:《七子之歌》

  1999年12月20日,一个光辉喜庆的日子将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被西方列强胁迫劫夺而不得不与祖国母亲分离的澳门,欢呼着“母亲!我回来了!!!”奔向祖国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

  四百多年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渐朽败,澳门经过了被葡萄牙殖民者入据—租据—占据的历程,澳门人民饱受殖民统治的苦痛;五十年来,恢复了尊严的祖国日益强大,澳门合乎逻辑地实现了光荣的回归。历史沧桑,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一.

  “澳门又称濠镜、濠江、海镜、镜湖、香山澳等,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日十字门,故合称澳门。”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文字可考的建置始于秦代。明清两代属广州府香山县。

  作为中国与世界交往最早的门户之一,澳门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可以追溯到16世纪。1514年(明正德九年),最早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到达广东海面,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占领了九龙半岛西南面的屯门港,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修复了屯门,葡萄牙船只继续在粤、闽、浙沿海一带游弋。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码头停泊船只进行贸易的许可。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后,葡萄牙人以需曝晒水浸货物为由,贿赂当地官员而得上岸居留,又擅自广建房舍墙垣和设置防魆。据《澳门记略》记载:“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朗机(注:时人称葡萄牙为佛朗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在郭棐所编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门》条中,亦有类似记载:“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看,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贿许之,时仅篷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船薮矣。”葡人人居澳门后不久,于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前后,葡萄牙人又通过贿赂地方官员,以每年500两银子为租,取得了在澳门租地居住的特权。

  葡人人据及租据澳门初期,除正常贸易外,还掠卖人口,走私漏税,违法犯禁,欺诈当地人民,作恶多端。因而明清两朝政府不断加强对澳门的管治和防卫。1574年(明万历二年),中国政府在澳门与内陆相联接的狭窄通道莲花茎建立关闸并“设官守之”。1621年(明天启元年),又以距澳门15里的前山寨为重镇设置参将府,派驻水、陆兵共1900名戍守,“防制渐密”。清初,复在前山寨增加兵员。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在澳门设置海防关。1731年(清雍正九年),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分防澳门”,“察理民夷”。1744年(清乾隆九年),更在前山寨设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通称澳门同知),“专管演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对于居澳葡人,除划定居住区域给予葡人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有限的自治权外,按中国法律进行管治。如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由两广总督主持,在澳门颁布《海道禁约》,禁止葡人蓄养倭奴,禁收买人口,禁兵船骗饷,禁接买私货和禁擅自兴作五款,并勒石警示。又如至清朝,1744年(清朝乾隆九年)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管理番舶和澳门的七项规条,包括番舶入口手续,内地民人充任引水、华民赴澳入教、澳葡头目遇事禀报官府、葡人在澳修船造屋、在前山寨设立海防同知衙门等等条款。1749年(乾隆十四年),澳门同知张汝霖与香山知县共同议订治理澳门的《善后事宜条议》12款,内容包括:驱逐匪类、稽查船艇、禁赊物收货、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私擅凌虐、禁擅兴土木、禁贩卖子女、禁黑奴行窃、禁夷匪夷娼藏匪类、禁夷人出澳等。以上条款征得葡萄牙使臣的同意,用汉、葡两种文字分别勒碑置于澳门望厦县丞衙署和葡人的议事亭中,以示信守。(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在明朝至清朝中叶以前,两广总督、巡按御史、海道副使等高级官员不时巡视澳门,颁布政令,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澳门的管治权;广东市舶提举、广州海防同知和香山知县三处地方官,各按职能,对澳门的财政、行政、司法、海防等方面进行管治,保持住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葡萄牙人在澳门乘机扩大侵占的地盘,驱逐中国官吏,封闭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和管理衙门,拒绝交纳地租......强行将澳门变成葡萄牙的海外领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通过不平等的《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最后占领了澳门。

  与屈辱的过程相伴生,澳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对外港口和中西文化交会点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发展为繁荣的港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乃至都市面貌,无不烙有殖民主义的印记,同时,又显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许多怀抱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文明,思索构筑着救亡与变革的方案,奋身踏上历史舞台。在“戊戌变法”时期,澳门曾是维新派人士活动的阵地,变法维新的宣传喉舌之一《知新报》,即于1897年创刊于澳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澳门也为革命者们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中国的共和之父——孙中山,他的一生,他的事业,更与澳门有着不解之缘。而澳门人民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为祖国的独立、民主、繁荣与富强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

  澳门是孙中山踏入社会走向世界的通途。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虽是一个小山村,但毗邻澳门,相距仅37公里。孙中山不少乡亲在那里谋生,他的父亲孙达成十几岁即在澳门当鞋匠,32岁才返乡结婚。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不时从亲友处听到关于澳门的种种新鲜事,心向往之。他也曾随父兄去过那里,对那原来同属香山县的港城留下了鲜明的印象。13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开始接受“欧洲式的教育”——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由是眼界大开。后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这第一次离乡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五年后,他返国并就读于香港的书院,澳门成为他往返省港的必经之地。1887年秋,21岁的孙中山进入由维新派人士何启为主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澳门又成为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议的地方。他们常在那里抨击时弊和倡言革命。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记述了他这段时间的生活:“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交交游,皆呼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如今澳门水坑尾巷14号就是当年“四大寇”之一杨鹤龄的住处,人们又因他们常在此聚议而称该处为“扬四寇堂”。

  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授予其行医执照。内称“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皆通晓,确堪行世”。证书还有校长及13名教员、8名考试官和牧师的盖章。孙中山毕业后径赴澳门行医。9月,入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向病人免费赠医,以医术为入世之媒。镜湖医院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澳门、香港及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创办。以往一直以中医中药治病,而以西医西药施治,则从孙中山始。关于西医在中国的开设,孙中山亦有记述:“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孙中山每日下午1时至3时,还在慈善机构同善堂义务诊症,又为市民接种牛痘。同善堂向病人赠医赠药即由此开始,一直至今。为了支持免费赠医,孙中山于1892年12月向镜湖医院贷款银1440两,于草堆街80号开设中西药局。不过当时,对相信西医的病人是实行“西药赠送”的。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报纸《镜海丛报》多次刊登赞誉孙中山医术的告白,介绍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症,称之为“神乎其技”,又表彰其崇高医德,谓“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又“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凡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决无迁延”。具名刊登广告者,均为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镜海丛报》是孙中山的葡萄牙友人弗朗西斯科·飞南第(Franciscoh Fernandes)。于1893年7月在澳门创办的中文周报,同时创刊的,还有葡萄牙文周报《澳门回声》。这两份周报都曾刊登有关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和他早期革命活动的消息,而飞南地对孙中山的事业一直给予同情和支持。

  三.

  澳门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舞台。

  孙中山以医术为“人世之媒”,在疗救患者疾苦的同时,愈益热衷于“医国”的事业,他深切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去除恶劣政府不可”。这种真知灼见,表明他已把握了社会改造的关键。他在澳门行医约一年许,就转到省城广州。虽然在那里他也开诊所,设药局,但“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1894年春,孙中山曾同友人陆皓东经上海、天津赴北京上书当时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他实行改革,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以促进祖国近代化而振兴,使其“驾欧洲而上之”。

  投书以失败告终,接踵而至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再次的赔款割地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孙中山迅速走上以救国为奋斗目标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领导开展反清武装斗争。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通缉。他撤退到澳门,在葡萄牙友人飞南第的帮助下逃亡海外,继续领导推翻清朝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事业。

  在缔造和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孙中山把粤东和西南地区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澳门也就因其特殊地位而成为重要据点,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9月初,孙中山委派同志冯自由、李自重等赴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开展工作。不久,他们派员在澳门荷兰园和隆街21号设立了革命机关,对外则称“乐群书社”以作掩护。随后,在澳门白鸽巢由义巷11号建立了通信联络点。1909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地址设在澳门南湾街41号。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活动,秘密发展组织,积极募集经费,并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活动。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海外策动内地的无数次武装斗争中,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情况,成为革命志士聚集之地或撤退的通道。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起义失败后,总指挥黄兴“变装裹伤绕道澳门,于四月初二抵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澳门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在澳门组织专门机关,负责策动驻扎于前山的新军反正,获得成功。反正的新军编为“香军”,对于促成不久以后广东省脱离清政府而宣告独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支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澳中党人亟谋响应。时辚接澳门之钱山驻有新军一团,早于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广州倪映典反正之役,与同盟会发生关系,至是遂有同盟会员刘忠复、莫纪彭、郑岸父诸人在澳门组织机关专发动该军反正。该军官长何振、任鹤年、陈可钰等毅然举兵应之,为辛亥九月广东独立之一大声援。世称香军者是也。”

  辛亥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各省纷纷独立,给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致命的打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任澳门议事公局议员的飞南地得此消息,马上写信向孙中山祝贺并表示支持。澳门市政厅接受了飞南第的建议,在市政厅升旗和举行大会,隆重庆祝中华民国的诞生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瓦解。孙中山“为形势所迫,不得已与反革命的专利阶级谋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大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辞职后的孙中山决心致力于“社会革命”——宣传并努力实现民生主义,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奔走呼号。5月,孙中山由香港取道澳门前往阔别了17年的故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到达澳门后,包括澳门总督、主教及乡绅名流等中葡各界人士在他下榻的卢园集会欢迎。这次,孙中山在澳门访问了三天。

  加紧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热衷于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通过“善后大借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乞得镇压革命的军费。“宋案”的枪声惊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帜,领导了长达十年的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

  1913年6月,孙中山由上海抵达澳门,他在这里约见时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进行谈判,促使他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布广东独立,以支持“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走避日本,并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发动“三次革命”。此时,澳门也成为孙中山捍卫共和事业的重要阵地。1916年初,孙中山委派朱执信主持广东中华革命军军务。朱执信在澳门秘密设立了指挥机构,并数次策划发动讨伐袁世凯在广东的鹰犬龙济光的武装斗争。革命武装多“由港澳分头潜入内地”。3月,中华革命军30余名战士,由澳门乘船出发至广州黄埔海面,袭击龙济光的肇和号军舰,计划得手后,驶入珠江炮轰观音山和制造局,以图水陆合击袭取省城广州。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袭取广州之役失败,但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时,革命党人策动驻香山小榄的龙济光部旅长纳顺洪反正成功,亦是以澳门为据点。朱执信还数度在澳门与陈炯明共商讨袁大计,并策动了广东钦州、廉州、潮汕地区的独立。一时,广东省内外反袁武装斗争彼伏此起。澳门成为中华革命党领导的武装反袁的基地之一。故国民党元老冯自由称“澳门一地在中华革命党期间,固大有军事上之价值也”。

  在为捍卫共和的第二次“护法”中,孙中山曾经任命儿子孙科为特派员赴澳门开展斗争。孙科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立了办事处。为了使广东成为第二次护法的根据地,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极力策划驱除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1920年初,孙中山派遣陈庆云前往澳门,以当地富商的捐款,购得寇蒂斯水上飞机两架。在珠江口外三灶岛进行训练,以便参与逐桂斗争。9月27日,革命军人杨仙逸等驾机轰炸了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公署及兵工厂等,为驱逐桂系军阀,维护“临时约法”做出了贡献。

  1913年以后,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领导了维护约法、捍卫共和的斗争。虽然毗邻澳门,却因公务繁忙而未能再访,但他始终关注着澳门,从维护国家尊严和保护澳门人民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重要事件作出迅速反应。1921年9月,在澳门发生中葡武装冲突事件,葡兵并枪击接连澳门的我广东湾仔一带渔民船只。欲扩大占领我国领土。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派员赴澳门严正交涉,另一方面加强边界巡逻防御,同时饬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广州人民还成立了各种支援广东革命政府和澳门人民的后援组织。1922年5月,澳门葡萄牙军警开枪射杀澳门居民,造成死伤各百余人的惨案,澳门人民坚决反抗,全澳工人市民罢工罢市,澳葡当局下令戒严加紧镇压。澳门派出工人代表团赴广州请愿,要求广东革命政权派出军舰援助。其时孙中山正准备改道北伐,决定由广西移师广东。在陈炯明叛变前夕的严峻形势下,于戎马倥偬之中,还在广州接见了澳门工会代表,表示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派出代表进行“严重交涉”,并将尽力保护澳门民众的生命财产。次日,广东政府向澳葡当局提出最后警告,并派陆军和炮舰赴前山一带,严阵以待。在广州,万人集会声援澳门人民斗争,呼吁“收回澳门”。由于有祖国作后盾,广东革命政府态度严正,处理得力,澳葡当局不得不对此二次事件采取相应措施,使事态得以平息。

  在葡萄牙占据了澳门并建立了殖民统治的近一百多年以来,澳门从来没有从中国人民心中分离出去,澳门人民也始终以祖国为后盾。同时,在祖国独立、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上,澳门人民也尽了自己的力量。澳门与祖国始终血脉相通,休戚与共,正如《七子之歌》所说:“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魂。”

  四.

  澳门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澳门也因孙中山的业绩而增添光辉。

  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门户,踏入社会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舞台,而且,也是他的亲友长期居留的地方。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是一位勤劳朴实的旧式农家女子,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20多年里,由于孙中山奔走革命,迭遭清政府的通缉、绑架以及外国政府的驱逐,她承受了清政府对于“叛逆者”家属的种种迫害,亦曾不得不扶老携幼举家逃亡海外,直至辛亥革命前定居澳门。1915年孙中山与卢夫人离婚后,对她仍十分关心,时有书信及生活费用寄赴澳门。卢夫人于50年代在澳门病逝葬于孝思坟场。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青年时代漂洋过海赴檀香山当佣工,后经营农牧场而致富。当兴中会成立时,他是最早加盟的会员。一生倾家资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以致几近破产。辛亥革命前后举家定居澳门至1915年2月病逝。孙中山1913年6月访问澳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探望病重的长女孙娫。孙娫1913年春因病自留学的美国返澳门,至6月不治而逝世。她的妹妹孙婉一家则长居澳门。他们大多亦终老于斯,并长眠在那里。在这种意义上,澳门不啻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澳门人民对孙中山怀着永恒的纪念和崇高的敬意。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澳门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年有10万人口的澳门,逾2万人参加了追悼仪式。以后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辰,都集会纪念。他的亲属的故居被布置为纪念馆,陈列着孙中山的许多书信、照片、遗物,向人们介绍他的业绩。他当年行医的镜湖医院,也建立了孙中山纪念堂。1996年,一条新建的宽阔的孙逸仙大马路,从海边纵贯澳门凼仔岛......如今,澳门孙中山市政公园里孙中山的铜像高高耸立,他似乎在向人们倾诉他对澳门——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澳门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奋斗终生的伟人,并为他在澳门建树和留下的业绩而自豪。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中国文物研究所 盛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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