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开死亡讲座：这一夜，我们直面生死(3)

　　“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雨水打湿了关子尹的讲义，湿漉漉的纸张粘在一起，翻页都变得困难。他费劲地从中翻出事先准备好的图片，上面画着甲骨文中“死”的写法。他高高地举起来，试图让在场学生看清楚。

　　这样公开的生死教育在香港并不常见。有一次，周保松的外甥女询问学哲学的舅舅：“人为什么会死呀？”他还没开始回答这个8岁小女孩的提问，就被家长制止了。在香港，数字“4”像种禁忌，讨论死亡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周保松曾想邀请小外甥女来听这场讲座，但她的父母也都拒绝了。

　　就连教授《死亡与不朽》课程长达20年的陶国璋，仍然常常发现，正视死亡话题并不容易。虽然周保松称陶国璋是“校园最受欢迎教授”，但即便是这样的教授，依然会在谈论死亡的课堂上碰钉子。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陶国璋建议学生参观“一条龙服务”，包括坟场、殡仪馆、寿衣店等。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加硬性要求，全班80名学生里只有1/4会去参观。没办法，他不得不给这项参观活动设置一个学分，以保证学生会去参加。

　　在十几年前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和学生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们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

　　结果，戴着圆圆眼镜的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跟学生们讨论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10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20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分成突然死亡、慢性病、自杀，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当人们谈论死亡时，往往容易将其视为‘他人之死’，而忽视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其实，死亡是人类对存在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一生的感受，同样也是一生的促进，这样一来它也许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陶国璋说，“我教这门课20年了，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经验，给那些对死亡话题敏感的学生多一些参考”。

　　然而老师们也认为，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在关子尹看来，“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