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日经济问题致政治混乱 外交成“出气口”

　　原题：日本外交亢奋根在何处

　　政治闭塞、经济闭塞、社会闭塞，当日本人感到国内所有的领域都“闭塞”的时候，外交就成为压力锅的出气口。

　　西方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民众重视国内议题，外交做得好，往往不能给执政者加分。但是在国内事务上做得不好的时候，外交却往往可以成为民怨的出气筒，转移民众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减轻执政者的压力。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至今尚未找到走出黑暗隧道的通路。日本的定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时，日本曾高呼“日美欧统治世界”，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甚至失去了其引以为傲的第二经济大国称号。

　　日本整个社会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近10年日本媒体上常能见到一个词——“闭塞感”。所谓“闭塞感”简而言之就是矛盾错综复杂却找不到出路的失败感。政治闭塞、经济闭塞、社会闭塞，当人们感到国内所有的领域都“闭塞”的时候，外交就成为压力锅的出气口。近几年，在对华外交上，日本表现得非常亢奋，四处插手，介入南海问题，渲染中国的“海上威胁论”，进而在领土争端上也表现出强硬姿态。而在这背后，既有民众情绪的自发表露，更有政客在后面鼓噪、推动的成分。

　　无增长的经济

　　2011年日本GDP为58729.31亿美元，人均42983美元，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日本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按常理没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但问题是，日本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力量，当世界都在前进的时候，日本似乎在原地踏步，对未来的恐惧，是造成日本社会强烈不安，进而产生“闭塞感”的最重要原因。

　　日本经济学家饭田泰之将“失去的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受困于金融系统危机，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尔后10年金融危机解决，人均劳动生产率反弹，但却遇到了劳动人口乃至整体人口减少，国民经济处于持续萎缩的过程，导致景气难以重现往日荣光。

　　经济增长来自于投资的增长，投资分为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与消费者开支，投资增长产出增加，同时匹配消费的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循环。日本的问题表现在政府投资受困财政无法扩大且效率低下，企业不缺钱但不愿投资也找不到好的国内投资机会，国民收入难以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低迷，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停滞乃至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

　　2010年，日本企业部门的资金剩余总额高达GDP的8%，资金剩余意味着企业所赚的钱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之所以无法利用，原因就在国内市场不断缩小，企业找不到投资对象。政府投资曾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推动，但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急于恢复增长，整个90年代用于基建的政府投资高达460万亿日元，而在泡沫顶点的80年代，基建投资也仅291万亿日元。政府投资花费大、效率低，难以形成有效税收的基础，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截至2011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达211.7%。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想通过预算甄别来减少浪费，但却积重难返，并未取得实效。

　　经济不增长，问题的根结在经济盘子无法扩大，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导致消费人口的减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人口仍处在扩张之中，欧洲国家也吸引了周边中东、北非的年轻劳动力，保持了经济规模的适度增长。而日本却在这20年中始终坐视经济的萎缩而迟迟拿不出有效对策。自民党前干事长中川秀直等少数日本政治家曾提出引进外国特别是亚洲的年轻劳动力，来补日本的不足。但是封闭的日本文化最相信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众对外国人在日本可能引发的种种弊端态度异常过敏，主张日本应保持“单民族国家”的右翼势力最反对输入外国劳动力，导致中川秀直等的观点在日本被严重边缘化。日本民众希望经济增长，却反对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助力的外来劳动力，鱼和熊掌都想得，最终当然什么都得不到。从中可以看出，“闭塞感”并非完全没有解决之道。

　　消费税增税治标有限

　　2001～2006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对经济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在其经济智囊竹中平藏的主导下解决了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开启了日本结构改革之门，但是在其退位之后，政策立刻出现反复，其继任者，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均无法提出长期的增长战略，非但如此，到底“日本病”的病灶在哪儿，高层以及经济界内部分歧严重，陷入了长期纷争。

　　传统的“财政出动派”认为，景气衰退是经济周期导致，日本经济不存在结构性问题，应采用凯恩斯的那一套通过政府投资来实现增长，持这种观点的多为政治家，在经济界少有应和者。信奉小泉这一套的中川秀直等人，则认为经济低迷是由于财政与产业结构存在根本性问题，应该通过放宽市场、行业准入门槛等来激活经济，因此目前优先要做的是实现彻底的经济改革，在政界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但在经济界却有不少拥趸。而现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则是财政改革优先派，他们主张财政问题已经使日本陷入危机，要恢复增长，首先要实现财政的稳定。

　　因此，野田佳彦才会“赌上政治生命”来推动消费税增税。日本的财政确实存在问题，而要实现财政健康，开源、节流仅是对既有经济存量的再分配，消费税增税并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反而因为增税，容易导致消费的减少，对经济存在负面的影响。而在社会保障费用每年以超过1万亿日元速度增长的背景下，消费税增税所带来的税收增长，也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因此，消费税增税，实在是“治标有限，根本不治本”，不可能成为提升经济增长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