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我属于“狐狸型”政治家(2)

　　你可以叫我“功利主义者”

　　1950年8月，李光耀携妻子柯玉芝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当时的李光耀没想过搞政治，“只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法律)顾问”。

　　李光耀与大他两岁的柯玉芝相识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同为学院的高材生。当时，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日军对新加坡的入侵，让李光耀的海外求学路不得不中断7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1946年，李光耀再次远赴英伦。一年后，柯玉芝也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在英期间，两人瞒着双方家长注册结婚。1949年，李光耀和柯玉芝都获得剑桥大学法律系“双重一等荣誉学位”，柯玉芝还是亚洲首名考获一等荣誉学位的女性。

　　“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2010年，在夫人的葬礼上，李光耀悼念陪伴自己度过了63年的妻子的长信感人至深。

　　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李光耀没能够继续自己既定的律师职业生涯，而是走上从政之路。

　　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因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李光耀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开始更多参与政治运动。

　　李光耀的从政并不偶然。在英国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成长并经受过日军占领时期的白色恐怖，政治基因其实早已种进他的身体里。在剑桥求学时，李光耀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并参加了“马来亚论坛”，这个论坛旨在争取将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或独立。

　　而在日军占领时期，他耳闻目睹新加坡人受欺辱的遭遇，其本人还曾险些丧命于日本士兵的枪口下，这让李光耀的性格中，在“先天遗传的强势”之外，又多了力求自立自强的成分。

　　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位于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誓为新加坡强大付出的李光耀，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问题：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该如何生存下去？而新加坡又该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

　　“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李光耀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做出的选择，新加坡要打造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拥有世界级的服务员人员，以全球为经济腹地，用良好的体制和法治环境，积极吸引外资，解决就业问题。

　　作为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一等荣誉学位获得者，李光耀深谙西方法治之道，他采纳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有着华人血统并成长在新加坡的他，对于儒家思想已有研究和体察，这又让他选择摈弃西方放任式的民主及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

　　在被问及一开始设计新加坡政治体制时所想达成的目标时，李光耀本人曾经解释过选择这种体制的理由。他说，“我们以英国制定的宪法为依据，但我们必须修改某些方面来符合我们的国情。主要的特征我们保留了下来。第一，官僚机构、国会和政治领导必须分隔。第二，每五年举行自由选举。所以不论每个政党当选，它将接受一个照常运作的制度。我们建立的制度确保新加坡人如果认为我们不合适，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翻我们。他们有得选择。但是我们没必要设计让自己倒台，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退步”。

　　大选期间时，在新加坡经常能看到，新加坡议员候选人在选区追着居民问候讨好，而居民爱理不理的情形，而当选议员不仅每周都要安排固定时间接见选民，努力帮他们的各种问题，包括给从年轻人找工作、到孤寡老人家里换灯泡等。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的观察，由于议员要定期面对选举(这包括总理和所有的政府部长)，他们也一定要直接深入社区、面对选民，争取每一张选票。

　　“换言之，他们要货真价实地参加竞选。”王江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看来，李光耀对新加坡最重要的框架贡献有三个：一是采取和巩固了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二是他在新加坡确立了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是他主导了一些很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加坡稳定的基石，像租屋制度、公积金制度。

　　对于新加坡借鉴的英式议会民主制，李光耀本人曾坦言，他不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但“我们现在搞这种制度，因为这是英国人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我们还没有真的发现挑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

　　他认为，如果给那些40岁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两票，新加坡就会拥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因为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更加认真，毕竟他们投出选票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利益。在他看来，年龄为40岁至60岁的人是理想的选民，而年龄超过60岁的人也只能享有一张选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情况安排起来有难度”。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在和李光耀的对话中，这位政治家不讳言称，自己属于“狐狸型”政治家，而不是刺猬型，“你可以叫我‘功利主义者’或诸如此类。什么能起作用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普雷特对他说，新加坡人对他的理解程度让很惊讶，但李光耀摇摇头，很快又恢复原状：“他们以为自己了解我，但其实只知道公众面前的我。”

　　后来，普雷特写道，“李光耀可以这一小时粗鲁冷漠、令人生畏，两个小时后又变得和蔼迷人、通情达理，也许只有他的亡妻柯玉芝才懂得这位公众偶像背后的故事。”

　　以“保姆”为荣

　　听到戈尔巴乔夫(前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对民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时，李光耀倒吸了口凉气。“我说这个人真是个天才……克格勃这个恐怖机器维持着一个乱糟糟的国家，他却坐在这个机器上说‘不要害怕’。”李光耀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

　　当时李光耀还想戈尔巴乔夫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化方案，但当他见到后者时，“发现他被周围的事情弄昏了头脑，他一头扎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却没有学会游泳。”

　　对于新加坡改革之路的一步，李光耀除了考虑目标的务实，还在实现目标的路径上深思细琢。

　　新加坡宣布独立后，面临官方语言的选择。当时新加坡的200万人口中，新加坡华人占了75%，其他是马来人、印度人。按照惯例，应该抛弃马来语而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但李光耀却确立了各民族都不是母语的英文为官方语言。英国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没有做的事情，李光耀却在英国人撤走后去做了，而且做到了。李光耀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而当时内外交困的新加坡需要主动与主流世界接轨，以全球为经济腹地，而英语也是吸收知识的最方便媒介。

　　英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后，李光耀又开始鼓励双语教育(主要是华语)，并请来美国、台湾等地多位融汇儒学与西学的大家，把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翻译成英文，编写进中小学英文课本中。

　　“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李光耀选择让每位家长决定他们的孩子是学习英语还是他们的母语，并通过市场机制去推动，“家长很精明地预见，孩子进入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英校读书，将来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李光耀清楚，如果他非要在5到10年内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家长的自由选择和市场的激励在30年内完成，那么会带来灾难。

　　尽管这项双语改革让李光耀饱受争议，也成为外界指责他搞“大家长式独裁”的一个目标靶，但李光耀却很少在意外界对他的批评，并且几乎不刻意回避，只要他认为自己做对了。他坦言，如果说新加坡是个“保姆国家”，那他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他直言自己从没有因为民意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也不会介意新闻媒体说什么，不能让新闻媒体抓住了灵魂，“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的领导者”。

　　“我不是说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对的，而是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出于崇高的目的，”2010年，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用一种反思的口吻坦承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我迫于无奈做过一些丑恶的事，比如不经审判就把一些人关起来。”

　　这也是李光耀最为人诟病的，他早期利用《内部安全法》，强硬对付政治反对者，采取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数百人抓捕入拘留营，有些几十年后才释放，此外也有大批人被他驱逐到国外，终生不许回新加坡。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规矩套子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里吐痰……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并且有效执行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