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民众期待政府执政为民(2)

　　制定规矩 　

　　小学时，叛逆的刘夏宗跟几位臭味相投的朋友，最喜欢聚集在校园的角落里轮流出“馊主意”。这些主意需要一下子很轰动，又要恰到好处不至于被追究。

　　他很早对漫画感兴趣，最头疼的是数学。他形容班上有三派学生，第一派是聪明、学心刻苦的孩子；第二派是被认为愚笨的；第三派是懒惰的、没有心思学习的。第一派人最多，而他则属于“无可救药而没有威胁感”的第三派。

　　他出生于1964年，念完中学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才刚刚启动——这让他幸运脱逃。

　　有一次，他因为忘记带课本被老师罚站，站在门口听课。他一直很不解，“如果我忘记带一个东西，是因为记忆不好；可如果罚站，跟记忆不好有什么关系？”

　　还有排队。哪怕只是经过一条3米长的走廊，老师们还要求学生们全部排队，从这边走到那边，“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

　　在新加坡，一切都极有秩序、按部就班。这依靠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起的众多公众教育运动，如“礼貌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公路安全运动”“吃冰冻猪肉运动”“改变饮食习惯运动”等等。

　　为了推行这些运动，媒体进行宣传，有奖比赛，还有罚款、监禁等强硬手段。比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甚至在某些地方，骑自行车从桥下过去，会被罚款1000新元。曾有说法是，新加坡是“A fine place”，意思是，这是一个美好之地，也是一个罚款之地。

　　高中时，刘夏宗特别喜欢嚼口香糖。一包10片，一天能嚼3包。有一次唱国歌，他仍然在嚼口香糖，不料被校长发现口型不对，因为这个，他被拎出来单独领唱。末了，还被罚扫教室一周。

　　他28岁那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进口及销售口香糖的禁令。他听说，是因为一些缺乏公德意识的人将口香糖粘到了地铁线路的传感器，让列车无法正常运行，造成安全隐患。乱丢口香糖残渣的，初次发现将被罚款1000新元，再犯则可能是2000元甚至5000元高额罚款。

　　刘夏宗没有被罚过款。在新加坡，没有地方买口香糖、没有人吃，他每次出国，都会报复性地买一包口香糖回来。不过，如果嚼着口香糖遇上警察，他也不敢吐。再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口香糖无趣了。

　　如今，他的头发蓄至肩际。时间倒回三十年前，这样也不被允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防止与吸毒等不良嗜好画上等号的“嬉皮士文化”入侵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项运动，呼吁男性不要蓄长发。

　　据说，推行“讲华语运动”时，政府规定华族学生的英文名以汉语拼音而非方言音译登记，还让一些学生一时认不出自己的名字。

　　李光耀相信刑罚的力量。他在回忆录中说起，即便是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因为日军刑罚严厉，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那种阻吓作用非常有效”。至于新加坡政府做出的这类“劝人向善”运动，由于事无巨细，曾被人戏称为“保姆之邦”。

　　对此，刘夏宗常常觉得矛盾。花园城市的美誉、教养与文明，正是李光耀治下发生的改变；然而，体制过于健全，又显得太过平淡。

　　现在的每个周六日，他常常一个人去新加坡芽笼区喝茶。那儿有美食、教堂、寺庙，也有合法红灯区，被认为是新加坡最不文明的一个区，却也是在他看来最人性化的一个区。他看着不同种族的人们在那儿游荡，甚至曾经亲眼目睹过一起杀人案。

　　“创意来自于凌乱的、没有秩序的思维。”他认为，如今，他的生活得随性自在，庆幸自己没有陷入规矩的泥沼。

　　他曾看过一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这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已经开始在反省这个过于有序的社会。电影的开头没有声音，只在银幕上推出一排文字：“电影就要放映，请大家安静！”接着又推出一排文字： “请大家关掉手机。”然后又一排排地推出下列文字：“能不能来点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谢谢”。

　　最后，银幕上推出一排更大的文字：“你们为什么这么听话？”

　　组屋如何与自由共存

　　小时候，李慧敏是众多的“木屋小孩”之一。她和家人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屋顶用锌板覆盖。遇到大雨时，需要找出大大小小的水桶、面盆放在漏水处接着，颇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味道。

　　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时，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直到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居者有其屋”政策，正式开启新加坡的“组屋时代”。

　　这些杂乱无章的房子被逐步拆除，李慧敏的父母搬近了新镇里的一室一厅式租赁组屋；又过了五六年后，父母终于花了几万新元，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组屋，李慧敏也由此实现了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梦。

　　政府的设计十分贴心：组屋一层被架空，与各楼的回廊相连。配有坐椅，供人休憩聊天。户外花园、凉亭、健身路径、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另外，如果子女申购与父母相近的组屋，会有津贴；民族比例也被严格限定，促使不同民族融合，也防止抱团与冲突……

　　“由于有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组屋里，组屋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生活和身份的一部分”，李慧敏在《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中这么写。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她问邻居大妈投了谁一票，大妈的回答是“谁给我房子我就投谁”。

　　李慧敏由此感慨，对于父母辈及更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尽管他们对李光耀领导的政府有颇多牢骚，但或多或少还是抱着感恩的心态。至于年轻一代，尽管有诸多考量，但组屋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

　　有一次，她问一位朋友，“你们会不会因为所居住的组屋老旧，迫切需要翻新，而不敢投在野党？”朋友很是犹豫，同样反问李慧敏。李慧敏有些心虚：“那就……等翻新完了再投在野党吧！”

　　“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大家抱怨政府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却样样事情都指望它的帮助，生活中不能没有它。政府呢？一方面希望人民不要太依靠它，另一方面却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妥帖周到，害怕放手了，天下就大乱”，李慧敏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

　　她出生以来，从没在新加坡经历过街头游行示威。在出租车上、在组屋楼下的咖啡店，有人会激动地批评政府，但是从不敢公开发表——因为聪明的新加坡人，“在权衡得失后发现，为了不满而牺牲本来的舒适生活，并非明智之举”。

　　李慧敏将它归结为“政治无力感所造成的冷漠心态”。她反省自己也是如此——在写完《成长在李光耀时代》这本书后，她对政府的埋怨减轻了，心情似乎没有那么激动了。

　　2014年5月，新加坡人鄞义林通过博客发表了一篇质疑公积金制度的文章《你的公积金到哪里去了？》，涉嫌影射总理李显龙挪用公积金款项。之后，李显龙对鄞义林发出律师函警告，最后对他提起控告。

　　李慧敏站在鄞义林这边，她认为包括公积金制度在内的各项国家制度都应该被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以法律让反对者闭嘴。李慧敏注意到，身在新媒体时代的反对者，鄞义林的处境已经比之前好了很多。虽然他被革职，但已募集到近10万新币作为律师费。

　　“人们已经慢慢开始反省，但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李慧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本书的最后，她是这样结尾的：

　　“我期待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

　　但不期待另一个强人的出现。

　　虽然偶尔会想念过去单纯的社会，

　　但我期待到来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年代。”(本刊记者/陈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