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福利太好了！不用工作就领工资?

　　“全民工资”是理想还是空想？

　　随着自动化系统和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人类工作，法国到2025年将流失300万个工作岗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前教育部长伯努瓦·阿蒙承诺将逐步引入无条件的“全民工资”。他表示，随着工作岗位越来越少，适量定期发放且有保障的收入将使人们不再担心未来。

　　按照阿蒙的设想，所有法国人无论是否工作，都能享受每月发放的固定“全民工资”，具体方案将分两步走，2017年将目前实行的“就业互助补助”(RSA)数额上浮10%，达到600欧元，覆盖到18至25岁的年轻人；在2018到2020年间继续上浮到750欧元，覆盖到18岁以上的所有人群。补助金额最高能达到每人每月750欧元。

　　他同时提出要废除劳动法，并且把工作过劳造成的职业倦怠列入职业病名单中。这项饱受争议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是阿蒙作为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执政纲领中最受瞩目的部分。

　　但该设想一经提出，就遭致包括法国前总理瓦尔斯在内的竞选对手的批评，指出这一制度造成的财政支出将高达4000亿欧元，对于亟待减少赤字的法国来说缺乏可行性。法国议会电视台委托法国民调机构Harris所做的民调显示，作为潜在受益人，多数法国人竟也反对这项政策。“全民工资”的支持者仅有38%，即便在左翼选民中，支持者的比例也刚刚超过半数。

　　随后的选情又令人大跌眼镜：阿蒙在初选首轮投票击败以“法国制造”为竞选口号的热门候选人、前经济部长蒙特布，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率达到58.65%，又击败获得41.35%选票的瓦尔斯，将正式代表社会党参加于4月至5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作为阿蒙的主要竞选口号，“全民工资”概念到底是理想还是空想？法国让·若雷斯(Jean Jaurès)基金会为此专门做了一项可行性研究，该机构的专家们认为，虽然涉及发放数额确定、拨款方式的问题很多，但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让·若雷斯基金会提出两个“节流”方案，一是取消和简化各项分散的各项补助资金，化整为零统一用作“全民工资”发放，据其测算，取消各种补助金可以节省下至少1100亿欧元，与普遍估算的4000亿至4500亿欧元还相差甚远；另一个是放弃清还国家债务，但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赌注”，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更多专家认为，阿蒙提出的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是为选战服务，不具可操作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若实施“全民工资”，必须通过新的财政预算，而法国经济处于非常脆弱的复苏状态，公共债务占GDP总比重持续攀升，2016年达到96.5%，2017年预计将超过100%，根本无力通过这项新预算，即使对外融资也“很不靠谱”。

　　“高福利一定要有高增长、高税收作为保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也认为，福利政策的制定必须跟增长目标挂钩，“全民工资”并不适合法国低增长、高赤字、高负债的经济现状。

　　况且“全民工资”是否能实现，必要前提是阿蒙最终胜选。舆论普遍认为，初选容易大选难，如今法国失业率高企、经济不见起色、社会矛盾突出，左翼阵营最终胜选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不大，“全民工资”也可能随之化为泡影。

　　“全民工资”是如何产生的？

　　其实“全民工资”的提出，并非阿蒙的突发奇想。早在2016年年中，法国劳工部收到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数字革命将使人类职业发生“两极分化”：处于中间层的职位越来越少，未来可能形成只有需要高级技能的职位和低素质技能的职位，就业市场将不足以容纳所有求职者，因此国家应当向国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这被认为是“全民工资”政策的理论雏形。

　　但机器人可能只是“背了黑锅”，法国经济持续低迷和选票争夺战才是催生“全民工资”主张的现实背景。阿蒙所代表的法国中左联盟在奥朗德政府执政期间由于经济表现持续低迷，支持率节节下挫，不出“奇招”很难在选战中胜出。

　　崔洪建指出，“全民工资”延续了阿蒙所代表的中左联盟的政策立场，倾向于中下阶层民众，通过强调全民主义来争取最大限度的选民支持。

　　陈凤英指出，“全民工资”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法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法国在金融危机后至今尚未从低增长、高赤字、高负债中脱困，作为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高福利的政策在法国拥有社会基础，在经济状况不好时，法国人开始集体怀旧，向往高福利和依赖政府。

　　“全民工资”的提出还反映出正从美国传导至欧洲的社会分裂情绪。在法国，低收入阶层寄希望于左派政府的高福利政策，精英阶层支持勒庞和菲永代表的中右和极右翼政党，后者主张以“法国制造”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振经济。但“要么左，要么右”，两派都走向极端，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明显分化，似乎很难找到平衡。

　　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专家指出，“花钱买选票”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真正急迫的是通过制度性改革，重新寻回失落的经济竞争力。

　　实现“全民工资”，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仅在法国，类似“全民工资”的设想在欧洲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就描绘了这一制度的雏形。

　　瑞士和芬兰近年来都曾推行过类似政策，在2013年，瑞士政府提出的“全民加薪”政策就曾让全世界为之艳羡，但是到了3年后的2016年，瑞士针对是否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进行了全民公决，结果反对派以72%的得票率取得压倒性胜利，否决了这一提案。

　　芬兰政府在2017年初决定，将酝酿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暂定两年试验期，在此期间，没工作的芬兰成年人将拿到每月560欧元的基本工资，以取代此前的其他福利收入，芬兰社会保障部门称，希望这项基本收入计划能鼓励和刺激就业，但舆论却更多担心，如果工作还不如失业收入高，反而对就业造成“反刺激”。

　　即便瑞士和芬兰推行的相似政策成功，也不代表阿蒙的设想能在法国推行。崔洪建分析说，北欧国家小国寡民，受金融危机影响小，经济状况较好，税收较高，这些保障高福利制度推行的前提都是法国不具备的，也很难在欧洲其他国家复制，更不会成为主流。

　　法国目前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老化、体制僵化导致的竞争力不足，找到经济增长之路才是下一届政府的重中之重。

　　也有法国舆论指出，左翼政党提出的“全民工资”，实际上是为重新整顿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铺路，而右翼政党提出的“法国制造”，则是要在产业结构改革上下猛药。

　　事实上，欧洲其他国家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有些抓住了改革机遇，得以重回增长轨道，比如以严谨务实著称的德国。于是另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天性浪漫的法国人能够有多少耐心为改革留出空间？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用选票给出答案。

　　机器人时代来临，究竟是好是坏？

　　转型总会伴随着阵痛，工业4.0的浪潮下，人类“失业焦虑症”可能无可避免地会继续传导。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多次在公开场合预测说，未来十年，人类超过50%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他认为这次变革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都要快。

　　但同时，作为“人机关系”乐观派的李开复认为，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驱动工作形态发生改变，大规模职业转移即将发生，人类的工作将进入新的层次，逐渐成为各类专业领域的能手和人才。

　　举例来说，中国有一批AI创业公司正在研究人脸识别技术，已能批量辨识20到30万张人脸，这是一般人类不可能达到的量级和精准度，诸如保安、边防等从事辨识任务的从业人员，势必会被取代。而在另外一些领域，AI处理人际和人机关系的能力确实还不如人类，比如医疗检测中的某些涉及影像识别的岗位很快也会被AI技术所取代，但那仅仅是医疗专业的一小部分。

　　人类劳动逐渐被机器替代，这一趋势并非机器人时代特有的，工业时代的发明同样取代了一些人类劳动，比如回看美国农业史，曾经有90%的美国人都从事农业劳动，大规模自动化以后，只有2%-3%的美国人口从事农业工作。

　　不久前，携程董事会主席梁建章亦撰文指出，从历史上看，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导致很多旧行业被新行业所取代，不过从就业角度看，主要是许多原来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了服务业，这一次的改变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一些服务岗位、甚至是专业的医生、律师也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他也认为，当前机器人技术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完全替代人类从事服务行业的程度，在不远的将来，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将继续快速增长，足以抵消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确看到机器或者机器人取代了一些人类的工作，但我觉得不会朝着取代人类的方向发展，我更愿意从增强人类智能这个方向来解释人工智能”，在IBM Watson首席科学家Grady Booch看来，人工智能的主要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能力。

　　大体而言，机器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很难取代人类的专业能力，更多的是帮助人类增强认知能力，而人类则需要让自己的工作足够专业，强大到不会轻易被机器所撼动。李开复认为，现在正在从事这类有足够深度工作的人们，不会轻易被机器人取代。

　　即使被机器人取代，也未必是坏事，梁建章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与创新有关的工作。Grady Booch则期待这样的取代把人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价值的活动，“去创造、去生活、去爱”。  (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