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太平洋的铭记：西方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立

　　西方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立——

　　跨越太平洋的铭记

　　记者 高珮莙 　

　　动议通过的那一刻，所有议员起立、鼓掌。

　　“爸，妈，你们在看着我吧！”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通过后，华裔女议员黄素梅站起身，流着眼泪对着会场里全程录像的摄像机喊道。

　　她讲的是英语。她自小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家族里一位近亲曾被侵华日本士兵强暴。

　　一年多以前，黄素梅在安大略省议会提交了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79号议案”。这条议案已在议会通过了一读和二读程序。然而，由于一些力量的阻挠，它始终被搁置，至今未能列入三读程序。

　　又一个12月13日来了。南京大屠杀已经过了80年，见证历史的老人犹如风中残烛。在80周年纪念日几天前，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00岁的管光镜辞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黄素梅决定先退一步，先通过相关动议。与议案不同，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的通过意味着，安大略省成为中国境外首个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地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说明通过多年的努力，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动议通过时，加拿大亚洲二战历史教育中心行政总裁刘美玲坐在旁听席上，和4位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荷兰的日军慰安妇老人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她按捺不住兴奋，又忍不住觉得凄凉，“老人受了这么多苦，突然有人理解她们，这真的是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

　　一年半以前，黄素梅找到刘美玲，希望和他们一起“为历史做点事”时，对方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刘多年来致力于在加拿大中学推广二战历史教育，黄曾在多伦多的教育委员会任职，两人是知根知底的朋友。

　　很快，一份主张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被提交到了安大略省议会。黄素梅在里面指出，安大略省居民熟悉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历史，却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闻所未闻，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和反思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深刻教训非常重要”。

　　这份在2016年安大略省议会编号为79的议案，被称为79号议案。

　　如果不是20年前读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刘美玲也会是黄素梅在议案中所指的“闻所未闻”者。她生于香港，十几岁时移民加拿大，殖民地学校的历史课里从未提及这段历史，家里也没人讲起。书里的内容让她觉得震撼又羞愧。

　　那本书出版时，她的朋友王裕佳刚刚创办了加拿大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

　　王裕佳是一位医生，见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唯独读这本书时，看十几页就“顶唔顺”(广东话“受不了”)，没法再读下去。他至今记得，书里记录日军将初生的婴儿抛到半空，再用刺刀刺死。他不明白人类怎么会这么残忍，“这不是人做的事”。

　　在美国学医时，王裕佳的宿舍对着一座犹太教堂。每年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周，都有很多学生到此参加活动，了解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黑暗历史。最让他震撼的，是犹太社区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普及历史，“让世界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

　　同一时期的亚洲战场，却没有同样的纪念方式。“难道中国人的生命就比较廉价，就没那么宝贵吗？”

　　王裕佳生活的安大略省，人们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和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他觉得不公平，遗憾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一心想为被无视的遇难同胞做点事，“让30万冤魂历史走进西方社会”。

　　那时，张纯如的作品刚面世，还没有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王裕佳在多伦多走了15家书店，都没找到这本书。可他只看到杂志上的一页简介，就认定，这本书一定能把被埋没的历史还原回来。

　　他从美国的出版商那里买到了2000册，自费邀请张纯如到加拿大，以史维会的名义在当地举行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音乐会。2000本书很快被人们排队一抢而空。刘美玲买到的，就是其中一本。

　　2004年，张纯如自杀辞世。刘美玲接到了王裕佳的电话，决定一起“做点事”。

　　刘美玲给张纯如写悼词，连夜翻看了一大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读到伏案大哭。她第一次深思，该怎么去实现张纯如的遗愿，让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

　　在加拿大，南京大屠杀是一段真正“被遗忘的历史”。王裕佳没想到，华人社会对他的努力，反应异常冷淡。有人不知道，有人压根儿不想知道。他们觉得，人要往前走，不要回头看，几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还搞来做什么？”还有人问他是不是想煽动仇恨，让中国人憎恨日本人。他沮丧极了，几乎觉得那段历史注定要被埋葬，从此不见天日。

　　刘美玲的亲友也不理解。最刺痛她的不是西方人的无知，而是华人社区的冷漠。很多华裔父母在子女面前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还有华人团体打电话来骂她，说她另有目的。她心里气愤，又无可奈何，“你是中国人，你怎么可以这么讲？”

　　她相信，要是79号议案通过，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了”。

　　9岁就随家人从香港移民而来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也有类似想法。11月30日，她在国会发表声明，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以悼念死难者。

　　关慧贞依稀记得，小时候曾听父母说起过南京大屠杀，但她真正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篇章”，还是在20年前。

　　当时，她在温哥华担任市议员，应史维会卑诗省分会之邀参加了一次摄影展。那是她第一次正视这场西方人口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从那时起，她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只有改变对历史错误的认识和记忆，才能找到治愈与和解的办法”。

　　黄素梅和关慧贞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撰文称，加拿大很多地方出现了反日的苗头，今后的状况不容大意。

　　“日本人不高兴了”

　　去议会投票支持79号议案前不久，议员彼得·塔布斯收到了一张“来自日本人的奇怪明信片”，上面称大屠杀后南京人口“不减反增”，还声称南京人当年与日军相处和谐，“每个人都爱戴我们，所有人都拥戴占领部队”。他把明信片扔了出去，“饶了我吧，这太疯狂了”。

　　所有能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决定79号议案命运的安大略省议员，都收到了这张印刷精美、没有署名的明信片。

　　为了阻止79号议案的通过，14名日本国会议员联合署名，向安大略省议会寄送了一封意见书。日本众院议员原田义昭称，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是由华裔居民发起的反日活动，“可能在相关国家间引起不愉快争论”，必须阻止。

　　“日本人不高兴了。”一位自由派消息人士告诉《多伦多星报》。

　　在加拿大，所有私人提出的议案都必须经过议会的3次听证，分别被称为一读、二读和三读。一读只是将议案登记入册，二读则在辩论后由所有议员投票。全票通过后，议案就会被提交到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准备三读。

　　79号议案在去年12月8日全票通过了二读，但私人提案的数量太多，绝大多数在二读后都如泥牛入海，从此杳无音讯。没有三大党派的强力支持，它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新走进议会接受辩论投票。

　　如果不在2017年年底前通过三读，79号议案就会自动失效。着急的黄素梅一面继续为79号议案奔走，一面又提交了同样内容的动议。

　　场外，日裔团体“彬彬有礼的阻挠”从未停止。他们游说议员，发起集会抗议，联合媒体造势。直到10月26日，议会针对新的动议投票和辩论当天，还有好几个蒙面人在议会门前抗议。

　　议会大楼外的暗流涌动，让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深感不安。她特意找来王裕佳，向他咨询了很多问题。她担心79号议案会在安大略省的日裔和华裔社区之间制造分裂，让他们彼此仇恨。

　　王裕佳对韦恩打比方说，加拿大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但从来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加拿大发生冲突，79号议案也一样，它只会促进中日两国公民对话和解。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法打消省长的疑虑。

　　张纯如走上的那条路，同行者越来越多

　　为了帮助79号议案尽快“闯关”，2017年年初，史维会在多伦多推动了十万人签名的运动，还在各大华文媒体上刊登请愿表格。王裕佳带着团队成员四处出击，约见游说各党重要成员。

　　听说此事，正在多伦多读大学的殷宇佳决定去做志愿者。她每逢周末就跟一群“爷爷奶奶辈”的同道中人到商场、街道和学校，向路人征集签名。

　　让她伤心的是，她遇到的外国人没有一个拒绝她，很多人还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件事觉得不好意思，反倒是很多华人担心信息被泄露，害怕遇到诈骗，不愿留下真实姓名。也有华人觉得整件事都很没有意义，理由是——就算签名也无法真正左右政府，就算政府设立纪念日，也不能去让日本人道歉。

　　殷宇佳没那么悲观。对这个24岁的江苏姑娘来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从来都不遥远。有一次，老师在高一的英语课上读了村上春树的一本书，里面有对战争的描写，她就推荐老师在课堂上播放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那节课使世界其他地方的同学都掉了眼泪。殷宇佳第一次看那部纪录片的时候，从开头第5分钟一直哭到片尾，哭了一个多小时。硕士毕业后，她开始在史维会实习，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科普”历史知识，很多朋友给她点赞。

　　在加拿大，像殷宇佳这样热心传播历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7年前，史维会举办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邀请了100位年轻人做志愿者。会后，在多伦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王馨荷就来到刘美玲面前，说要在大学里建立史维会分会。目前，已经有5所大学成立了分会。

　　5岁就移民到加拿大的王馨荷曾在读小学时跟着老师，去养老院采访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开始对中国的战争史产生兴趣，却只能从影视作品和家人口中了解一二。

　　去年，她参加了一家美国民间机构组织的亚洲二战历史游学，到中国参观了很多战争遗址，也接触到了相关的作家、学者、律师、博物馆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人员。在整个旅行团里，她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王馨荷看来，年轻人是最有能力改变和影响未来世界的，如果他们忘记历史，“这样的未来是很可怕的”。

　　刘美玲第一次真正面对慰安妇受害者，是在2006年夏天，她带领20多位加拿大教师来上海考察学习，以翻译的身份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此前，她看过很多书、证言和照片，却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老人”站在她面前。

　　一位老人一直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说起她承认自己是慰安妇后养女离开了她，终于忍不住大哭，哭得停不下来。另一位老人已经患上老年痴呆，但听到“南京大屠杀”5个字，眼里瞬间闪起了泪光，“就好像想到了很多事”。

　　刘美玲又气又痛，“她什么都不记得，却只记住了最痛苦的时刻”。

　　整整7天，她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七八点，一个接一个地访问受害者，强忍着眼泪提醒自己要“专业”。摄像机一停，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

　　但无论如何，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当初带着和张纯如一样“义无反顾的坚持”走上的那条路，同行者越来越多。

　　从2004年开始，史维会每年暑假都组织加拿大教师赴中国学习，后来陆续还有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教师加入。在安大略省教育局的支持下，他们到学校里讲学，还在2005年将南京大屠杀纳入了中学历史课程。

　　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史维会拍摄了一部关于张纯如的纪录片。不久，多伦多教育局通过决议，为当地每所中学订购了这部影片的光盘，供历史老师教学使用。也是在同一年，史维会花了9个月时间推动，由议员邹至蕙在加拿大国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并作出公正及有尊严的赔偿。

　　当时，一位部长坚决反对这项动议，几乎达到了“刀枪不入”的状态。他不知道这段历史，坚持认为日本已经道歉，没必要再做这样的无用功。刘美玲邀请他观看张纯如的纪录片，请他参加慰安妇的见证会。听了4位老人的证言，他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了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

　　79号议案虽然尚未通过，但那份动议的通过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设立，已让很多人看到了效果。有这份动议在，79号议案就有机会重新被打捞出来。

　　动议通过后，刘美玲松了一口气，可更艰难的任务还在前面等着她。如果不普及历史教育，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纪念日代表着什么。

　　王裕佳68岁了，每周要花至少20个小时在这份义务工作上，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刘美玲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退休，或是因为身体问题不得不停下来。她把殷宇佳和王馨荷这样的年轻人称为“和平使者”，盼着他们能留下来。

　　“我们一定要找到传承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她告诉记者，“他们才是未来。”

　　她多年来坚持带女儿做志愿者，教育女儿从小不要忘记二战史。长大后在巴黎学习服装设计的女儿在毕业设计中选择“慰安妇”作为主题，这让她感到欣慰。

　　从去年开始，史维会开始举办夏令营，邀请中国和韩国的学生到多伦多，“从历史中学习人性的价值观”。加拿大的大学生则被派到中国实习，再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每年8月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很多年轻人都会来参加史维会举办的“和平节”。

　　王裕佳买下了一块地，计划筹款900万加元，建一座亚太和平纪念馆及教育中心，让更多学生来这里学习，了解南京大屠杀和日军“731部队”。

　　他说，这不是为了挑起仇恨，而是“打开通向历史真相之门”，让人们从历史中领悟和平与和解，别让历史重复过去的悲剧。

　　他拿出了一份纪念馆设计图样，上面画着一组图案。第一行象征着日军没进入南京时，所有人都是站着的。中间是日军进入南京后，人们都跪在了地上。第三行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所有人都是躺下的，但还有一个人生还。

　　“这个人会说出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南京城发生过什么。”王裕佳解释。

　　按照计划，安大略省的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12月13日当天，黄素梅将在省议会宣读有关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的声明，她还争取到议会同意，让每位议员佩戴“和平之花”。当晚，当地华人团体将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坪上举行烛光悼念会。

　　尚未通过的79号议案里说：“在安大略省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很重要。它将为所有安大略人、特别是亚裔社区提供一个机会，去聚集、铭记和致敬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