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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沦为“美式民主”试验品的悲剧十年

“阿拉伯之春”:沦为“美式民主”试验品的悲剧十年

2020年12月18日 05:13 来源:光明日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阿拉伯之春”:沦为“美式民主”试验品的悲剧十年

  【记者连线】

  2010年12月17日,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照例推着手推车在突尼斯城市西迪布吉德的街市上出售水果和蔬菜来赚钱,当地警察第15次没收了他的货物,并殴打和侮辱了他。这位1984年出生、十岁就辍学打工支持家庭的年轻人步行到市政厅试图讨回公道,但无人理会,随后他在市政厅外自焚。2011年1月4日,布瓦吉吉因伤势过重去世,抗议群众如潮水般占领了突尼斯的大街小巷。十天后,掌权突尼斯二十三年的强人总统本·阿里被迫辞职。这场由国家发展不平衡和执法人员粗暴执法所引发的骚乱,立即被美西方国家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称”,并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如今十年过去了,阿拉伯民众对于美西方当时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彻底失望。经过十年动荡,只有突尼斯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国家”;埃及爆发了两次革命,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滑,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陷入长期内战。中东地区产生了几轮庞大的难民群体,而这些难民向外部逃难的过程更进一步引发了巨大的难民危机。

  “人民实现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愿望彻底破灭”

  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数据,如今有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59%的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自焚身亡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堂兄表示,他们的姓氏曾经是突尼斯人骄傲的象征,但是现在布瓦吉吉这个姓氏却成了诅咒,人们避之不及。突尼斯的GDP总量从2011年的458亿美元减少到2019年的388亿美元,失业率高达16%,年轻人占失业人口的85%。突尼斯成为世界上加入恐怖组织人数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位居偷渡意大利非法移民人数的榜首。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突尼斯政治和社会事务研究员阿米尔·阿克拉比表示,突尼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依然很艰难。十年后,突尼斯人非常沮丧,社会局势紧张,失望情绪盛行,人民实现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突尼斯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布拉威表示,如果时光倒流,他相信突尼斯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将不会再以革命的方式争取权力与改革,因为从突尼斯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来看,受益的仅仅是政客。“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使我们的生活复杂化,并使我们倒退到五十年前发展水平的起义。”

  突尼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突尼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更适合走类似于新加坡、阿联酋等国的发展道路,即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下保持稳定和发展,并逐步进行政治改革。

  阿拉伯国家地区话语权式微

  12月7日,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盖特在开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2011年席卷该地区的抗议活动削弱了阿拉伯国家的综合国力,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逐步丧失。他认为,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以及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彻底的悲剧,阿拉伯国家的许多资源被浪费或侵占,如利比亚的损失已高达5000亿美元。他表示,这导致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借机渗透,谋取地区影响力,以色列蚕食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空间,进入了黄金时期,伊朗借助“什叶派之弧”进入了地中海,而土耳其则寻求奥斯曼帝国的复兴。他认为,阿拉伯国家携手创造未来的第一步是恢复和加强民族国家信念,并增强其内部免疫力和满足公民需求的能力。

  叙利亚资深记者艾哈迈德认为,“阿拉伯之春”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内的政治版图支离破碎,甚至变成了外国雇佣军的“乐园”。从军事上看,由于原政府被推翻,军阀对峙,许多域外大国借机进入,或占领战略要地,或扶植反对派阵营,或深度介入当地内战。从政治上看,在美国的主导下,阿拉伯世界被迫割裂为“挺伊朗派”和“倒伊朗派”,尖锐的政治对立甚至引发了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断交风波。

  阿拉伯媒体《今日观点》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植于上千年前阿拉伯文化起源时期,自古以来就存在于阿拉伯人的自身认同中。如今,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和政府在面对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自身现实国家之间的选择时陷入困惑。埃及国家规划院研究员希柏表示,特朗普政府一定程度上利用和深化了阿拉伯国家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分歧,从而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服务,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纷纷同以色列建交的行为更是加剧了这一倾向。相比较地区内其他民族,因“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动乱使阿拉伯民族在地区内的话语权逐步丧失。

  阿拉伯世界沦为美国的试验品

  埃及主流媒体《金字塔报》回顾“阿拉伯之春”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是不平衡、片面、以自我为中心和有偏见的,忽视地区人民利益。

  文章称,根据公开披露的回忆录和文件,奥巴马当时已收到中东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专家的警告,称一些极端势力将利用混乱局面在更多阿拉伯国家掌权。但奥巴马的回应盲目自大,他认为美国拥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局面,因此采取了更为主动的政策以推波助澜。其明确目标是助推整个阿拉伯世界过渡到符合美国需要的新秩序。但奥巴马缺乏明确的方向,实际上把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当作了试验品。

  文章认为,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积极响应“阿拉伯之春”,并主张美国军队介入利比亚,鼓励埃及民众起来对抗政府,扶植由反对派团体和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联盟。

  文章强调说,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政府鼓励埃及的极端宗教势力,相信其会向美国期待的实用主义和温和政策倾斜。但这一策略很快就适得其反,极端宗教势力在埃及国内和整个地区内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分歧,并导致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如今,埃及各界对于美国的忌惮依然根深蒂固。埃及DMC电视台近期在晚间政论节目中表示,担心美国政府换届后美国将重新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政策,那将与希拉里试图干涉阿拉伯国家主权事务一样,因此“阿拉伯之春”有可能卷土重来。节目称,埃及不会再次成为美国的“提线木偶”,听命和服从美国成为附属国,作出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定,最终使埃及丧失国家主权和独立性。

  (本报开罗12月17日电 本报驻开罗记者 肖天祎)

【编辑:李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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