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制度永远比“口号”“承诺”来得可靠

　　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配置没有被削弱,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体系没有建立,在一些强势权力领域,职权设置的结构缺陷和权力监控与制约的缺失,是“前腐后继”的根本原因

　　日前,河南省交通厅现任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纪检部门“双规”审查(1月6日人民网)。据报道,董永安自2008年3月开始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至今还不到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河南省交通厅已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媒体的调查发现,早在1997年10月, 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就因受贿犯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1年3月,曾锦城的继任者、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张昆桐,则又因犯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2001年12月中旬,时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石发亮,也因为涉嫌违纪违法,被河南省纪委实行了“双规”。

　　有媒体进一步报道称,此前“落马”的河南三任交通厅厅长,在走马上任时,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廉政“口号”与“承诺”。比如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 的方式向河南省委郑重表态说:“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而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在一上任时,就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响亮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则在刚刚上任时就明确表示,要吸取张昆桐的教训,提出的口号同样震撼人心,叫作“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它细化为“两个原则”,即“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没过多少时间,他们却都没能守住自己的口号、承诺和原则,相继纷纷落马,并呈现了如今众人所见的“前腐后继”的运行轨迹。

　　事实上,近些年来,在对待国家官员以权谋私、贪腐堕落的问题上,中央一直都保持着从严、从重的“高压”立场与态势,并且“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司法机关也确实不断加大了重罚的力度,甚至不惜动用极刑。之所以对犯罪高官从严要求、科以重刑,除了这些贪腐官员本身的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外,有关部门显然想以如此严刑重罚起到强有力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不过,一些良好的愿望和惩戒措施,却屡屡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比如,人们通常总是按照自己认定的“常识”去理解和评判司法行为,总是以为只要使用了“重典”,就会起到“治乱”的效果。当然,人们一般也更相信依靠“严刑”,才能真正治理腐败。

　　然而,腐败官员的不断出现甚至像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那样的“前腐后继”,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了这种“常识”,甚至似乎还挑战着人们的认知底线。我们发现,在被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件中,不少都发生在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近一个时期,“顶风作案”的特征甚为明显。而且,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在上任初期, 也大多有着类似上述几任交通厅厅长一样的公开表态、承诺、口号甚至誓言。可“出事”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些其实都不可靠,大家作为“常识”、“公理”期待的通过从重判罚而应发挥的正向功效,却并没有完全、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严查腐败官员的同时,我们发现在公共权力的分散配置和制约机制上,依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和漏洞。

　　由此看来,如今又出现河南交通厅厅长董永安犯案的现象似乎就有些不足为怪了。因为我们虽然已经在多年之前相继查处了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等,也认真倾听甚至相信了他们的“口号”和“承诺”,但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配置却没有被削弱,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体系依然没有真正建立,在一些强势权力领域,依旧发现了职权设置的结构缺陷和权力监控与制约的缺失。

　　因此,有关部门在继续加大对涉案官员查处力度的同时,更应当关注让这些官员“前腐后继”的权力结构及机制成因。毕竟,权力分散和制约的制度设计永远比“口号”与“承诺”更来得重要和可靠。(游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