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北京和东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金丸千寻还是早早起了床。事实上，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兴奋得难以入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那些既是私人的也是历史的片段，让82岁的他久久回味。
金丸千寻是一名日本籍老战士，这次的中国之行，用他的话来说，是一次还愿之旅、告慰之旅。
(一)
“赵安博先生，我们来看你了！”
3月31日上午，北京郊外的万佛陵园内，金丸先生和夫人金丸绢子一起来到对日外交工作前辈赵安博先生的墓碑前，轻轻摆上一捧鲜花，送上一瓶清酒，凭吊故人。
1929年，金丸千寻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刚满14岁时，他就和另外一些日本少年被带到沈阳，进入“满铁奉天技术员养成所”学习车辆维修技术。1945年他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当了一名检车工。
“少小离开家乡，这是我苦难人生的开始。但是，由于日本投降，我又走上了另一条光明之路，度过了有意义的人生。”青松翠柏前，金丸深情回忆起他与赵安博的结识与交往过程。
日本战败后，金丸失去了工作，差点在饥寒交迫中失去生命。后来，他被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第三师收留救治，并作为单身技术人员被留用下来，同当时负责对日工作的赵安博有了接触。赵安博帮助留用日本人员建起日本人小学校、创办用日语发行的《民主新闻》等举动，让金丸深为感动。1958年回国后，金丸曾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任职，并参与创办由参加过解放军和新中国建设的日本人组成的“中国归国者友好会”(1981年改名为日中和平友好会)，多次与长期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的赵安博联系。
“能在有生之年到赵安博先生墓前祭奠，我心里踏实多了，就像完成了多年夙愿。”金丸的话中透着一种轻松。
(二)
4月1日下午，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怡和厅。
金丸在这里完成了另一夙愿。
黄幸、高海宽、宋金铭、王金华、朱平平……见到友联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简称)的老朋友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金丸有些激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丸一直担任日中和平友好会的事务局长。友好会成立之初，会员较少，资金也非常匮乏，友联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每年邀请15名日籍老战士重访故地，还积极帮助会员子女到中国留学。
“这位是金黎先生的女儿金平女士。”友人向金丸介绍道。金黎曾任友联会常务副会长，同日中和平友好会以及金丸千寻一起为两国友好做了大量工作。日中和平友好会曾为三江平原的开发介绍了日本政府约30亿日元的贷款，帮助中方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并向中国派遣了多个方面的日本专家，还介绍两国多个城市结成友好关系。
见到故交的后人，金丸在感到意外的同时，更多了一丝安慰：“你是金黎先生的长女，你的孩子是他的第一个孙辈，出生时他可高兴了！”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金平对金丸来说却没有丝毫陌生感。
……
当年的情景、现实的关系、未来的规划……席间热烈的气氛，让人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时间。
(三)
此次中国之行，除了祭奠赵安博先生以及同友联会的老朋友会面之外，金丸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陪同金丸夫妇的友联会日本处副处长孙永刚说，金丸先生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以及余秋里、韦国清等解放军总政治部老领导的接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不过，没有要求，不等于没有期望。
4月1日下午，记者采访金丸时，金丸不时用汉语来解释一些事情，有时还用汉语写下具体的人名或地名。记者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写得一手好汉字。
“现在，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了，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远远比商业利益更为重要。”
“中日两国的交流史上，民间曾有许多友好的交流。”金丸说，当年日本投降后，许多在华日本孤儿无家可归，被善良的中国民众收留养育成人。1972年中日建交后，许多孤儿回到日本。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金丸和一些有识之士募集资金，并同中国有关方面协商，于1999年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成了“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
说到这里，金丸又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日本律师协会的铃木孝雄先生，曾对中国普通家庭收养日本孤儿感到不可理解，当他来到中国实地了解后，深为感动，回国后还在《朝日新闻》上撰文介绍了相关情况。
“可惜的是，这段历史现在许多人并不清楚。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加强青年人之间的交流。”金丸说，日中和平友好会最多时有1000多名会员，现在只有几百人了，其中不少人因为年纪和健康的原因，也不大参加活动了。他对孙永刚说，“连当年在日本人小学校读书的孩子，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加强日中友好交流，你们这些年轻干部责任很重啊！”
孙永刚看了一眼记者：“这句话，他这两天说了好几遍了!我能体会得到他的心情！”
“我的时间不多了，但只要对日中友好有利的事，我就会尽全部的力量。”金丸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充满坚定。
4月2日早上，金丸夫妇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前去送行的孙永刚打来电话说，同刚下飞机时一样，老人哭得一塌糊涂，还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真希望他健健康康的，能再回来看看。(记者 吕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