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军事变革断想
特邀嘉宾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副教授 侯昂妤
编者按
近代中国军事变革为何总在低层次徘徊？虎门炮台为何在外敌眼中不堪一击？曾与美军比肩的强大苏军(俄军)何以成为落伍者？对此，国防科大博士、副教授侯昂妤在本文中有自己的解读，值得同道看一看，想一想。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军事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就是思维的转变。在100多年前的中国，这种转变已经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展开，其间起起落落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滴血的思考。
近代中国军事变革，
为何总在低层次徘徊
众所周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活动，最初诞生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科学是满足人们好奇心的手段。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功利性的，而是为了发现自然界本身的秘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除了作为科学家们愉悦精神的活动外，还多了一样功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并赞美他。开普勒说：“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到了18世纪，科学开始与宗教论战，于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启蒙力量活跃在社会舞台。19世纪，科学渐渐取得独立发展地位。
再来看技术。在大多数人看来，科学在于求真，技术则在于为善。这意味着，技术更具有功利性。然而，如果更仔细地考察技术史就会发现，很多技术发明的动机不但与社会功用性无关，其结果也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转化为社会功利。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均不知这个新玩意有何用处。只是到第二年，爱迪生才发表一篇文章，说有10种途径可以证明这项发明对大众有用。在他列举的10项用途中，复制音乐被列在第四位。然而，这个被他轻视的小用途，日后竟成为留声机的主要用途，而他列举的其他几项全都没有派上用场。
由此看来，尽管科学和技术都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且它们中的一部分的确也转化为生产力，但功用性既不是科学的本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如果仅仅提倡需求牵引，那么科学内容就要由社会需要来决定，这样一来，人类永恒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将既无太多必要，也没有宽广的生存空间。
军事与科技互为推动者、承载者。军事学这一特殊学科，在于其综合性和实践性。这就决定了它和科学技术天然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以战争的方式让中国认识它的先进军事科技。军事强烈的实践性和中国传统的功用性结合在一起，导致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徘徊在低层次的技术仿效阶段。显然，如果在军事技术领域过分强调需求牵引，明显功利性的仿效依然占据主流，整体发展的超越便难以实现。军事科技应该更具有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对外部挑战和威胁的被动回应，需要科学的预测、超前的思维和宏观的筹划。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为纯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提供充分的空间。
虎门炮台，
何以在外敌眼中不堪一击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整地运用海权进行世界性战争的国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而那时的中国，正极力推行“禁海”政策，实施的是“守土型”的国防战略。清军在沿海险要地方修筑的炮台，在英国人马嘎尔尼眼中根本不堪一击。他认为，只要用6门舷侧炮就能摧毁虎门炮台。这个判断，在鸦片战争中得到印证。这种胜败的差距，完全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战略观念上的。
有了战略视野，还要有制度支撑。简单而言，制度就是规则。规则有时比技术更重要。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什么比创立事物的新规则更难实施、更难成功，更难处理了。”也许还应该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创立事物的新规则更有价值了。15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有战略拓展视野，也有制度支撑。例如，葡萄牙亨利王子(1394-1460)的悬赏制度，针对航海技术悬赏，成立航海学校，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倡导者，制度支撑者。
新军事革命呼唤新军事制度。无论冷兵器革命、热兵器革命还是机械化革命，虽然多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点燃的，但若没有制度的革故鼎新，科学技术点燃的变革火花只能是基础支撑，无法深入到军队组织的整个肌体中去。历史一再证明，军事领域的对抗不仅是武器装备等的“硬”对抗，更是军事制度等的“软”对抗。改进武器装备，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战斗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如果不对军事制度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就不能支撑长期的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苏军一些高级将领已意识到新军事变革到来，提出改革苏军的建议和主张；由于军事制度滞后，这些建议和主张没有变成法规条令，致使曾经与美军比肩的强大苏军(俄军)，成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落伍者。
《基于效果作战》的作者戴维·德普图拉说过：对一支浸透既往传统、战例和战略的军队来说，其面临的挑战是要先人一步认识到变化、拥抱变化并利用变化。美军十分注重把比较成熟的改革成果及时“物化”于法典之中，把经论证试验后相对成熟的理论写进军事法规。近年来，美军加快战斗条令的修订周期以适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如今，美军条令严格遵循提出议案、立项、编写初稿、批准颁发和评估审查的程序，并制定了一种往返循环的条令修改程序。如美陆军每18个月对野战条令进行一次例行评估，针对评估情况决定是否采取重新编写或全面修订，对条令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更新。
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
军事学是研究、指导战争的学问，因战争而起伏。约米尼的那句“战争似乎与一千种因素有关”已成至理名言。军事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既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又对它们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正如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今中外，没有整体文明支撑的军事科技在短暂繁荣之后，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晚清中国的军事改革和苏联的军事科技路径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任何一个军事强国都是由整体文明支撑的，正如战略学家李际均将军所指出：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尼采，而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则可以发现福泽谕吉。
一个国家既需要爱迪生式的人物，也需要爱因斯坦，还需要康德、贝多芬等来构成整体文明。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步入现代化密不可分。战略学者钮先钟指出：“战略研究有四种境界：历史境界、科学境界、艺术境界、哲学境界。这四者之间有微妙关系，并且合而为一，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战略这个词转换为军事，军事是经验、知识、智慧和灵感的集合体。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式，也就是一切事物都表现出组合创造的系统性。在未来军事体系中，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界限将可能越来越模糊，现实理论与未来理论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军事理论与相关理论的融汇将越来越突出。理论与技术呼应，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