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析中国式城市社会管理 三大难题倒逼求变

　　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稳定又涉及民生，既涉及管理又涉及体制，既涉及社会领域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浓郁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管理之路

　　文/李欣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人”、“个体人”、“农村人”、“虚拟人”、“境外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承载;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难奏效;公众的社会诉求不断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难实施。

　　这些难题的出现，既有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不适应、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社会管理自身的局限、经济体制弊端等深层次原因。

　　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看，我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社会大局能不能继续保持和谐稳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进一步得到巩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社会管理搞上去。而城市社会管理，更是重点之一。

　　城市社会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关键在于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顺应科学发展、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新路子。

　　三大难题倒逼管理求变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轨速度不断加快。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突出：

　　首先，社会管理对象扩大，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难承载。

　　目前，我国除了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职工等体制内的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体制外人员的各类关系，如低保、医疗、养老、就业，以及计划生育、权益表达、看病就医、养老金领取、党组织活动、生活服务、老龄护理等，都进入社会管理系统，尤其是进入了社区管理范畴。因这些人的各类关系不直接归政府体制内管辖，因而被称为“社会人”。随着城市“社会人”急剧增多，城市社会管理对象总量迅速扩大，原有的城市社会管理功能难以承载和适应。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工业化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工业化在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也造成大批从事传统工业的职工下岗，仅在1998～2001年3年中，全国国企下岗职工就达2250万人。随着国有企事业退休人员被纳入社会管理范畴，目前全国已有6000多万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进入城市社区管理服务系统。

　　市场化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个体人”变成“社会人”。市场化促进了我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迅猛发展，截至2011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以上;个体工商户已超过3600万户。“十一五”期间，仅全国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就已达6000多万人，年均新增加就业人数1100多万人。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50多万个，还有数百万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的“个体人”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关系均已进入社会管理系统。

　　城镇化的推进，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变成“社会人”。城镇化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截至2011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59亿人。目前城镇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1.3%，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由于大批农村人口及其子女进入城市就业、学习和生活，越来越多原来由村委会管理的“农村人”变成了城市管理的对象。

　　信息化的加速，使越来越多的“虚拟人”变成“社会人”。信息化推进了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传播工具的快速普及，截至2011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1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38.3%;移动电话用户已达9.86亿户。随着人们交往方式越来越网络化和电子化，在以往的实体社会之外形成了一个“虚拟社会”。由于虚拟社会成员是现实社会中人，但又有着身份隐蔽等诸多新特点，使社会管理面和管理难度急剧扩大，社会管理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国际化的拓展，使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变成“社会人”。国际化加深了我国居民与国际社会互联互动和交往，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到中国旅游、学习、工作和居住。仅在2011年，境外进入大陆人数已就达1.35亿人，其中在大陆过夜居住人数达5758万人。境外人员入境人数的增长，增加了城市社会管理中的涉外因素。一是非法入境人员增多。近年来，我国每年查处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约3万人。二是境外渗透破坏活动增多。境外入境人数的增加，加剧了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等渗透破坏活动。在目前我国各类群体性事件中，都不难发现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的身影。目前，一些入境的“境外人”已成为我国加强社会稳定的重点工作对象。三是境内涉外事件增多。随着我国引进的外资外贸企业增多，其倒闭、停产、裁员、减薪、欠薪等现象也迅速增多，社会管理中的涉外事件与日俱增。

　　第二，社会管理难题增多，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难奏效。

　　从1993年以来，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一直居高难下，总量年均同比增长25%，其中5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上升近80%。尤其是2006年以来，仅百人以上群体性上访事件全国平均每年就达800多起近20万人次。这些群体性事件，涵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产买卖、国企改制、企业破产、水库移民、环境污染、劳资关系、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民族纠纷、宗教纠纷、涉法涉诉、损害赔偿、食品药品安全、利益分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以及入学、就业、看病、社保、治安等各个方面的矛盾纠纷。其中每一个矛盾纠纷的背后都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政治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制度问题。对于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继续沿用过去的社会管理手段已难以奏效，这是目前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第三，公众社会诉求升级，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难实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诉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对社会管理的要求已不再仅仅停留于社会治安、应急处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规范秩序、风险控制、强化监督、遵纪守法等社会稳定层面，而是广泛涉及扩大参与、完善服务、改善民生、保障权益、净化环境、食品安全、公平正义、诉讼顺畅、政府勤政、干部廉洁等促进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和谐为目的社会管理。面对公众新的社会管理需求，沿用过去传统的控制、强制等方式已难以实施，这是目前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另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