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振耀：红会“不贪污”标准太低

　　由15名来自人大、政协、学术机构、媒体等界别的非公职人士组成的广州市慈善监督委员会日前成立，这是我国第二个慈善监督机构。而成立于半年前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近期因疑与它的监督对象有利益关联受到一些人士质疑。

　　作为红会社监委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专访时就慈善监督机构被质疑、红十字会的社会化、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谈质疑：社监委是什么、做什么

　　2012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在京宣告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迟福林、王振耀、白岩松等16位社会人士成为社监委首届委员。但自今年5月初开始，包括王振耀在内的多名委员陆续被指和红会存在商业利益交换关系，社监委也被质疑是“红会养的公关部”。

　　尽管多数委员对质疑进行了回应，且6月初社监委发布新规明确规定委员任职期间不得承接红会项目，但似乎仍化解不了公众对社监委能否担当“监督”这一职责的疑虑。

　　“其实早在我本人遭受质疑之前，我就质疑过红会社监委。”在王振耀看来，社监委首先要代表公众向红会反映社会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红会向大众解释红会干了什么没干什么，“你把角色完全弄反了，这也难怪公众会质疑你是在为红会做公关。”

　　王振耀认为，无论是红会社监委，还是广州的慈监会，首先要解决定位问题。“两者都属于社会监督，不能将社会监督等同于纪检监察机构。同时，从红会社监委的运作经验看，类似‘第三方监督机制’、‘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这类提法应该适度注意、要慎提。因为独立的第三方是需要注册的，是要有经费保障的，其人员、办公场所、财务独立都是独立的。”

　　据了解，在6月初召开的社监委2013年中期大会上，对于社监委是什么、做什么等问题，与会委员们讨论热烈，最终达成了一致。“社监委应该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方面向红会反映社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利用委员手中的资源，搭建渠道和更宽泛的网络，让更多公众参与进来。”王振耀说。

　　谈红会：“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

　　在履职红会社监委委员期间，王振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直接向红会的决策层提建议。

　　“我跟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说，你现在光向大家说‘我不贪污’。‘不贪污’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关键是搞清楚，社会要你这个机构干嘛？你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王振耀认为，当前红会急切地需要做一些符合老百姓需求、同时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的项目。“比如儿童大病医保，普通老百姓太需要了。红会有网络、有医院、有资源，那你能不能牵头赶紧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家心里有杆秤，你是在做好事，是在探索。我觉得那时候即使还有批评的声音，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在王振耀看来，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红会迫切需要这类建议，“现在提红会改革，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去行政化’，我觉得应该叫‘社会化’更合适，社会化就是和大众联系。而社监委，就要做这中间的桥梁。”

　　谈慈善：慈善事业需解决“社会参与度”问题

　　2011年，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要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推动形成法律监督、行政监管、财务和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公益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机制。

　　王振耀告诉记者，虽然红会社监委与广州慈监会在称谓上有差别，但二者无疑都可视作中国探路完善慈善事业监督体系中的两个典型案例，是“一种有效的探索和进步”。

　　“二者都不是一般的监管问题，主要都是解决‘社会参与度’问题。”在王振耀看来，之所以公众普遍质疑慈善事业不透明，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不进来。公众捐款就像上税一样，都是远远地在捐，至于捐的钱怎么用的，去哪了都看不到。

　　“这是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募型基金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王振耀说。

　　王振耀建议，当前慈善事业监督体系急需解决公众参与普及化问题。“公众监督应该是广泛的、细腻的、日常的、非政治化的、及时的，这一方面需要慈善监督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广泛联系和动员社会参与；另一方面还需要慈善项目落地、慈善项目社区化，慈善捐赠流向身边化。”(陈元 姜春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