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晚报：瓜农之殇呼唤“民生优先”

　　7月19日下午5点10分，邓正加的葬礼在莲塘村村口举行，随后，其被安葬在生前承包的果园山上。这边湖南临武“瓜农之死”还在发酵，那里又曝卖西瓜小贩被哈尔滨城管打得头破血流。这几天，城管还真与西瓜较上劲了。

　　生存权利远高于城市形象

　　城管向瓜农狠下毒手，这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现实中，城管在执法中致人伤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固然有个别城管人员素质的因素，但我们更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城市管理的理念。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这些摊贩不是种地的农民，就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老百姓。一个小摊就是一家人的全部生活来源，就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老人看病的药费。他们没有多少幸运，只能靠自己打拼；他们没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只能起早贪黑摆摊求生活。

　　但是，在我们的城市管理中，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各种文明创建中，过多地强调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却忽视了摊贩们的生存需要。正是在这一城市管理理念的引导下，各个城市普遍对摊贩发出了“禁令”，即便存在农民进城直销需求的小县城，同样严管摊贩。虽然有的城市出于所谓人性化的考虑，建疏导点，建临时销售区，但这些地方往往远离人流集中区，摊贩去了也卖不出啥东西，所以宁愿冒着被罚款、被群殴的危险，也要和城管上演猫和老鼠的游戏。

　　在现今的城管机构设置上，更多的是强调了管理者的职能，忽视了服务者的作用，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摊贩的对立面。在各种检查和考核评比的压力下，城管部门对于摊贩的合理诉求，不是采取接纳引导，而是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当摊贩不断抗拒执法后，考虑的不是适度妥协，而是改进城管装备，迫使商贩屈服，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面对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是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城市管理理念了。笔者认为，城市的文明程度与这个城市有没有摊贩没有直接关系，美国纽约街头也有摊贩兜售各种吃食、水果、衣物和旧书，我们的洛阳大叔就在美国街头摆摊卖肉夹馍，日入七八百美元。我们的城市，应当给摊贩更多生存空间，让合法摆摊成为可能。路边摊贩的久禁不绝，一方面是源于摊贩求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离不开摊贩。生存、生活，这些民众基础性的权利，要远远高于城市的整洁与秩序，应将它们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王绍兵

　　人已下葬舆论为何持续发酵？

　　“瓜农”已经下葬，而媒体的追问仍然不断，舆论还在持续发酵。比如，央视追问“临武果农死亡事件”四大真相，既是死者家属想知道的真相，也是公众想知道的答案。

　　“瓜农”下葬为何不能平息舆论质疑呢？

　　笔者认为，邓正加到底是如何死亡的，缺少一个真诚的、可信的、能说服人的结论。在当地官方的表述中，一直沿用“突然倒地死亡”，随后又传出邓正加或因为心脏病或脑溢血死亡。这些说法没有得到死者家属及目击者的认可。虽然目击者的说法或不足为惧，但每个人心里有一杆公平正义的秤，官方的说法是否客观，每个人都会掂量一番，同时，也是对官方处理态度的掂量，岂可小视？

　　退一步说，即使邓正加在与城管的“肢体冲突”中“倒地身亡”，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邓正加或因为心脏病或脑溢血死亡，这一结论显然有避重就轻的嫌疑，轻率的表态又如何能让人信服呢？

　　邓正加死亡，邓的妻子被打伤，以及“抢尸”时打伤人，都应该依法给予经济赔偿。至于邓正加何时下葬，那是亲属的权利。因为，不少农村葬人有一套不成文的风俗，邓正加的亲人有权利选择什么时候下葬，权力不应该横加干涉。当然，政府部门担心迟下葬有社会安全风险，则要以政府诚信赢得死者亲属的信任，不能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可是，邓正加很快被下葬，不但没有传出政府以诚信打动人，反而传出政府部门拿利益“诱葬”的荒诞传言———迟下葬一天少10万元赔偿，这个办法看似有效，却再一次暴露出权力的霸道和野蛮，也折射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不善于依靠诚信，却喜欢用一些“旁门左道”的伎俩，出此下策，暴露出“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处事缺陷。可见，当下仍有很多政府官员没有学会如何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事实上，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不能只是停留在把事情“摆平”，而要让公众看到政府始终站在公平正义这一边，临武县在处理“城管打死瓜农”事件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看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人已下葬，舆论持续发酵”的原因所在。

　　□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