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外在资源 减少政府削权中的怪现状

　　14年来，广州历经5轮审改，2700多项审批权减至201项，成绩可谓显著。但上周五，作为第四轮、第五轮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牵头人，广州市法制办主任吴明场接受媒体专访时也坦言，在大刀阔斧削权过程中遭遇颇多阻力，并遭遇了为数不少的怪现状。

　　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中，都有哪些怪现状呢？改革要削权，但“有些部门不想削权还变着法要权”；立法是何等重要的事项，但“有些部门要不到许可权，宁可不立法”；信息共享可以优化审批流程，但“部门都找各自理由不信息共享”；有的部门名义上是下放权力，实际上下放的是责任，监管权则牢牢掌握在手中，于是，“本来该干活的变成在看的”；诸如此类。

　　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是上自国务院下至各级地方政府的系统改革工程，吴明场所言的怪现状，决不会只是广州一地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个别现象在更高层级也已暴露。还没有表示遭遇怪现状的地方或部门，或许并不表明那里的改革就一帆风顺，而是有怪现状也三缄其口，甚至此项改革根本没有获得实质性推动。因此，出现类似于广州的怪现状，在目前乃至以后，很可能是一个一般性遭遇。

　　李克强总理曾经表示，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因此，可以把此项改革看做转变政府职能的切入口和风向标。人们常说，削权与放权，是自我革命，所以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方能有益于事功。虽然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决心，而在于谁会做、谁愿做、谁不得不做“断腕”的“壮士”，但从中也可看出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能遭遇的阻力已有比较充分的估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怪现状，其实多少在预料之中，甚至出现更花样翻新的事情，人们也不会感到意外。

　　抽象地谈论削权、放权，只要不触碰自身的利益，谁都不会反对。但改革的利刃悬于自己的头顶，则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像上街买菜一样地讨价还价，在执行中再搞点变通。总之是千方百计保住现有权力，抓住机会扩大权力。此种心理逻辑其实不难理解。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而对于权力持有者来说，权力更是确证自我存在的依据，是一切利益的来源。所以，和权力持有者商谈削权或放权，注定是一场与虎谋皮的较量。

　　吴明场认为，广州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经验“关键是一把手重视”。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在当下的体制环境中，无论是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还是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往往都是工作成败的核心要素。但广州在改革中仍不免遭遇诸多尴尬，则表明既有“成亦萧何”的经验，也有“败亦萧何”的教训。如果一把手对改革百般阻挠或阳奉阴违，难道改革就可以迟滞甚至走回头路吗？谁又将为此承担责任？倘若在改革中过于重视个人的因素，那么就是对邓小平“还是制度靠得住些”的真理性判断的倒退，甚至可能把改革遇到的艰难曲折，不恰当地化约为个人之间的对抗与恩怨，从而取消对组织架构、推进方式等改革构成的应有反思。

　　如果承认政府不是自身权力的来源，如果承认“自我革命”中的“自我”所指称的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政府，如果承认政府的变革同样会遇到来自内外部的干扰，那么，包括行政审批体制在内的政府改革，就应取更开放的姿态，可以也应当导入外在于政府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如此，政府削权、放权的改革所引发的怪现状庶几可以少些。 (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