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制缺陷造成民间借贷“野蛮生长”

　　近来，先后推行12年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等“十大民生工程”、令国人瞩目和艳羡的神木县，正受到民间借贷风波袭扰，给民营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成了前不久“神木群体事件”的直接诱因。笔者认为，社会各界都应从神木民间借贷风波中汲取教训，并进行深层反思，以便研究和推出系统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避免更多类似神木民间借贷风波再发生。

　　从神木民间借贷风波构成要素看，除了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空白之外，与民众参与民间借贷的盲目性、自发性存在内在联系。一是民间借贷疯狂发展，参与者众多，据统计，神木民间借贷总额在200亿元以上，先后冒出1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担保机构、投资公司、典当行和上千家民间“地下钱庄”，县城50％以上家庭、70％以上的农村人口、甚至企业职工和流动人口都参与其中。二是神木民间借贷被形象地喻为“信天游”，极不规范，风险隐患大。借贷手续简单到“打个白条、摁个手印”即可；甚至没有白条，依靠记忆“做账”；且利率较高，有月利率高达3分、4分乃至5分。可见，神木民间借贷风波告诉我们:应通过各种媒介加大社会金融宣传，普及社会金融知识，增强民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消除民间借贷冲动；加快民间借贷活动引导和民间金融立法进程，尽快实现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确保民间借贷始终在健康轨道上运行。

　　从神木县借贷风波监管方式看，除了民间借贷隐蔽性、地下性之外，与金融监管缺位、监管力量软弱存在必然联系。神木民间借贷能够“野蛮生长”，是由金融监管体制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民间借贷准入门槛没把住，有政府批的，有银监当局批的，也有自发成立的，造成监管标准混乱、监管精力分散，无法形成监管合力；甚至对民间自由借贷处于监管盲区，无法掌握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县级金融活动处于监管末端，不少县区缺乏监管机构，监管实质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即使像神木县政府设有县级金融行业管理办公室，但人员多为临时抽调，受各种因素制约，难以真正履行监管之责。可见，神木借贷风波再次警示我们:严把民间借贷准入关口，消除多头审批和监管方式，整合监管机构职能；充实、加强县级监管力量，银监当局应将机构设立延伸到县，增强县级监管实力；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门金融监管部门，将临时机构改为常设机构，增强对民间借贷监管的协同性和有效性。

　　从神木县借贷风波的金融动力看，除了民营企业自身管理存在不足造成贷款难之外，银行对中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歧视及信贷投放不足难辞其咎。与温州民间借贷不同，神木民间借贷资金80％以上流入了民营实体经济，神木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240户，规模以下中小企业几千户，这些占据神木GDP产出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几乎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70％以上贷款靠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获取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解决，因而民间借贷是神木民营企业融资主渠道。如果神木民营企业能从银行正常拿到贷款，民间借贷空间自然缩小，借贷风波很可能得以避免。可见，神木民间借贷风波从侧面暴露了银行信贷服务不足:各国有银行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切实转变信贷观念，认真履行扶持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职责；大胆创新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模式，减少信贷中间环节，降低贷款成本，提高信贷可得性；同时在民营企业遭遇资金困扰时，不能盲目抽贷、压贷，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宽松信贷环境，遏制民间借贷社会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