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种粮面临新风险：成本高效益低 现非粮化趋势

　　传统家庭经营向集约化农业转型中，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面临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压力，另一方面，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背景下，出现新式非粮化倾向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随着传统农区劳动力的转移，当前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正呈现“双加速”局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

　　但在传统分散的家庭经营向集约化农业转型过程中，一些“苗头性”问题已经显现：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而且，在当前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出现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趋势。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农业专家以及多位业内人士开出“药方”：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创新机制。

　　流转加速新型经营主体涌现

　　从外表看，60岁的王福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民形象。“我是老农民也是新农民，准确地说，我是有头脑的农民。”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

　　王福军是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稻米合作社理事长，他所在的合作社2006年成立，至今流转土地1700亩，有大米加工厂，并注册了稻米商标，还在城里开了直营店。

　　类似王福军的新型农民日渐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渐具“二元并立”态势：一方面，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种地兼业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正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在此背景下，兼业户的农业功能正在萎缩。重庆涪陵区农委农经站站长何泽富介绍，此前的调查显示，全区农业家庭23.8万户，其中近7万户是兼业农户，“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工”。但是，“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专业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不断涌现。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全区每年新增30～50家。”

　　新型经营主体涌现的背后，是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双重加速。在安徽界首市，2012年流转土地11万亩，是前十多年流转面积的总和。陕西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该省土地流转规模仅106万亩，2012年升至456万亩，增幅330%，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比例从2.3%升至10%。

　　随着集约化程度加深，农业分工开始精细化。河南滑县种粮大户付东选流转了800亩地。他说：“以前种几亩地，耕种收全得自己干，现在机耕队一天作业几百亩，合同一签就不用问了，种得多倒觉得轻松了。”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种种现象显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念起了“合”字诀：土地、资本及其他要素的多重联合，推动了农业技术的集成应用、农业节本增效，最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

　　河南省农机局局长张开伦介绍，作为农机应用大省，2007年到2012年，河南拖拉机从339万台增加到387.7万台，增长14.4%，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幅高达130%，小型拖拉机仅增长9.2%。“在一个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达2000万的农业大省，粮食生产能实现连年增长，与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他说。

　　专业大户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

　　2003年，重庆涪陵区焦石镇农民余登合尝试食用菌栽培，首笔投入7500元；2012年，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达300亩，入社农户53户，年收入1400万元。

　　今昔对比，余登合感慨地说：“合作社‘乌鸡变凤凰’，但规模大了投入也大，刚建的保温库投入200万元，将来还要建设烘干房，延伸产业链做食品加工，随便一个项目投资都得上百万，当年那种小打小闹的时代再也没有了。”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和传统分散经营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尚未成熟、自我管理经验不足的背景下，一些专业大户时刻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其间“掉链子”亏损的并不鲜见。

　　依托自己的农机合作社，河南息县孙庙乡农民陈新伟流转了400亩地。但2012年遭遇旱灾，亏损20多万元。同在息县的种粮大户徐从立，100多亩旱稻全部枯死。

　　“以前看着大量的撂荒地觉得可惜，加上租金便宜，就流转过来。等到干旱了才发现，上百亩的地块连口井都没有，现在合同都签了，想退地也来不及了。”徐从立说。

　　何泽富认为，除了薄弱的基础设施、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外，一些政策瓶颈也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形成制约，比如融资体系不配套、农业保险不健全等。

　　全国种粮大户、河南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所在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超过1万亩。他说：“现在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地租、农资随便哪项投入都得百八十万，以前的小额贷款‘不解渴’，有时候应急只好到处借钱。”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他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唯一办法。

　　王福军也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村里人都说我们种地像赌博。我也感觉自己像个空中飞人，没啥保险措施，看着飞得高，表面风光，一摔下来就是倾家荡产。”柳学友说。

　　由于上述多方原因，农业生产急需的人才资源也遭遇回流受阻现象。余登合介绍，2011年，一家高校的两位大学毕业生来到村里，投资12万元包了4亩地种植食用菌，一年不到就失败了，只好又回城里上班去了。

　　滑县农业局副局长韩国凯表示，以前常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但现在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他说：“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加深，专业人才匮乏的短板也将日益凸显。像大学生这样的‘好苗子’，稍加锻炼就能成才，如果留不住，实在可惜。”

　　新主体加快“非粮化”势头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为防范盲目规模化，对于达到一定额度的农业产业投资项目，一些地方正探索事前风险评估机制，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伴随新主体出现的“非粮化”新动向。

　　在安徽阜南县苗集镇，一家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000亩地种植黄梨。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兴致勃勃地介绍，挂果后每亩年收入接近万元，而前期苗木投入每亩仅1000元，算下来比种粮划算多了。“不少做生意的都回来包地搞这个，抢手得很。”他说。

　　安徽瓜农于庆海在河南息县流转了1500亩地种植西瓜。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种的都是“精品地”，土壤成分、交通位置、灌排条件都很好。“以前，这都是当地大户租来种粮食的，但西瓜效益好，我们出的地价高，农户当然愿意租给我们，种粮大户只能种赖地。”于庆海说。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种粮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水涨船高，明显挤压了种粮利润。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入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有关专家指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出现后，内有不断扩张发展的压力，外有资本逐利的冲动，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非粮化”，而这和此前传统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所形成的“非粮化”有明显不同。此外，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由此还可能形成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这些都值得警惕。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梁桂表示，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应在适当引导控制规模的同时，做好政策配套，降低专业大户风险，并对外来资本严格把关。”□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兴军 李松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