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广州慎行“限外”仍需增加政策确定性

　　广州“限牌”之后何时“限外”的问题备受关注。昨天，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上就网友提出“限外”措施是否松动的问题回应说，“限外”措施不到非常拥堵不轻易实施。这一表述传递出政府对“限外”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限牌”之后，与之配套的“限外”被认为是迟早的事。但是，今年6月出台的“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对错峰交通管制对象定为“长期在本市指定区域或路段使用的外地车”，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添加了“长期”的关键词，实施时间模糊表述为“适时”，“限外”措施给人横生变数的观感。加之一阵热闹讨论之后再无声息，更加重公众的猜疑。

　　凭推理，政府坦承“限外”非不得已不为之，相信是基于对其震荡性的充分估量，但这显然还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到底限不限？如何限？信息不明朗等于“限外”无期，这就难免影响公众对“限牌”的认同与支持，“限牌不限外何用之有”等疑问也难以消除。

　　应该说，“限牌”而不“限外”，前者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是不难理解的。正因如此，先行一步实施“限牌”的京沪两市均配套“限外”措施，以合力治堵。最现实的问题是，广州若“限牌”而“限外”迟迟无动作，等同于治堵仅靠一只腿走路，如何能走远？

　　由此，有必要重提准确评估广州道路交通的承受能力和“限牌”必要性的认识问题。如果认定道路交通已经不堪重负，实有非“限牌”不可之需，且“限牌”确有实效，那么“限牌”与“限外”并举的选择就应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可能要检讨当初突然祭出“限牌”的“杀手锏”是否有点仓促和用力过猛，甚至还应考量有无改辙易途的必要与可能。

　　眼下看来，“限牌”或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又或骑虎难下。如此，“适时限外”或一定程度上可绕开对“限牌”的拷问，亦可暂时回避“限外”的非议与可能带来的震荡，但也只是权宜之策。只要认定“限牌”必行，“限外”要正视和探究的就不是交通是否到了非常拥堵的程度、该不该限，而是如何限的问题。

　　回头看，今年4月抛出的对外地牌车实行“区域+路段”错峰限行方案征求意见稿，将京沪方案“二合一”，广州方案相比北京五环内全天候围成“铁桶阵”显温和，而相比上海仅工作日高峰时段实施指定高架路限行则显“够狠”。当时引发议论的焦点集中于区域、路段和时间如何设置上，广佛交界地带能否缩小限行范围留下“缓冲带”和配套换乘停车场等设施如何跟上也是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无疑是“限外”能否如愿施行的前提。

　　需要直面的是，这些疑问是否不解之题？如果将“限外”理解为用行政手段画一个大圈、设几条路段、定一个时段，当然易如反掌，但要做到科学合理、合乎多数人的意愿确非易事。在“适时限外”理性选择的缓冲之下，具体措施设置有了回旋的余地，应继续集合多方力量加快深入研究论证。借鉴上海方案缩小限行范围试点，减少抵触，检验效果，积累经验再推广，或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尤其要重视的是，“限外”何时出招不仅直接影响公众对“限牌”的态度，还直接影响到公众对综合治堵效果的预期与个人购车、竞价上牌的选择，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近两个月车牌竞价重现底价成交、竞拍人少于车牌数、弃牌者增加等现象，不能说没有对“限外”措施观望甚至怀疑的成分。因此，应尽快增加“限外”政策实施的确定性与明晰度，让公众理性选择。(牛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