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2)

　　二、中国制度对西方质疑的回应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垄断达到空前，而这也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对西方客观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国共产党也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 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的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像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作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杂志专访时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经济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中国“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4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

　　三、西方政治文明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崛起的意义

　　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日益面临种族与宗教的挑战。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另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法国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一言以蔽之，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它们的模式下人民选举的后果。应该说，注重监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谁来监督在社会发展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众呢？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空白，这恐怕又和当今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论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当作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民众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而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会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金钱不仅在选举时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人口占垄断地位的国家，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就是美国这样最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同样。2012年美国大选，黑人对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边倒。

　　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