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等不起的民间对日索赔(3)

　　“过程比结果重要，但目标决不放弃”

　　从1990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概念提出，20多年来，国内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加入对日民间索赔的队伍，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受难者的代言人。

　　他们中，有致力于细菌战索赔而“感动中国”的王选，有为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代理对日诉讼的律师康健，有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首席律师林刚……虽然在十多年的法律诉讼中，官司胜诉的极少，但对日民间索赔的坚持一直没有停滞。

　　“过程比结果重要”，这是童增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和20年前相比，通过打官司，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走向联合，他们站在一起，本身就是铁证，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2003年，童增作为中国劳工的证人在日本法院出庭作证，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他依然难掩激动。

　　“法庭一边站着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另一边则是日本政府和大企业的代表，那个场面象征着，即便战争过去几十年，但是对于战争、对于侵略者的控诉之声依然坚韧。”

　　童增说，20年前，日本社会对于当年的战争罪行缺乏最起码的认识，“我们当初放弃国家层面的战争赔偿，但是在20年前，普通日本民众心中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概念。通过这些年的诉讼，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也在此过程中了解了侵华战争的真相，他们中很多人选择支持我们。”

　　在童增看来，日本政坛如今出现极右倾向，不少政客欲为历史翻案。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坚持就更显重要。

　　在童增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依然摆放着20年前他收到的那万余封来信，泛黄的信纸上多是受害者关于战争经历的回忆。

　　“20年了，估计很多寄信人都已不在。”虽然从未放弃且愈发坚定，但是在马拉松式的诉讼道路上，童增和他的同仁们有着更现实的担忧。

　　2012年9月，曾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的抗战老兵耿谆去世；2013年9月，被称为“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的万爱花去世……如今，当年的受害老人大都年过耄耋，童增和他的同仁们可以坚持不懈，然而，遭受日军暴行的“活证人”正渐渐含恨离世。

　　“过程比结果重要，但目标决不放弃。”在童增看来，这终究是一场原告越来越少的官司，对于胜利和正义，诉讼拉锯战的受害一方，有着“等不起的迫切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