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腐败窝案警示录：官位有价如商圈 催生激烈矛盾(3)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形成社会治理的“重灾区”。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2009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作案地远至西藏、新疆，被骗人员甚至有副省级官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会被戴上“重点整治”的帽子，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在广东省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后脚就被释放，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据茂名市纪委介绍，茂港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杨强在全区公安干警大会上，公开说要“以赌养警”。在其任职期间，曾为39家涉黑性质的地下赌场提供庇护。曾在茂名市纪委工作的一名干部说：“茂名市纪委准备查办杨强案的时候，我们都接到了威胁短信。这帮人黑白通吃，案子办得非常艰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多发，经常有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曾在茂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工作的民警告诉记者，尤其在2010年，这一年处理的大小事件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

　　由官商勾结引发的土地纠纷也是茂名非常突出的问题。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22年之久。这个“烂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的荫护下大玩“变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人(职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同有效。这个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说。

　　针对这块土地的问题，前后成立过好几个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是杨光亮，第二任组长是冯立梅，结果都没处理好。柯国庆为此给杨光亮、罗荫国都送了钱。最后，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据广东省纪委通报，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50万元。

　　正风气：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组织部门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高波认为，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就是看干部，干部又是看领导干部。如果干部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了庸俗的利益交换，谁都不愿担当和作为，事业也就没法发展。所以，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组织部门除了通过程序上的民主和公开进行防范，还要在事后进行追责。

　　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当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那些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塔尖”上的权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当前，不少地方出台规定完善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如，广东大力度治理“裸官”；山西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建设、行政、物资采购等工作；浙江对全省领导干部要求成长地任职回避。实践证明，越是阳光、透明的行政，腐败越少。

　　——纪委的监督如何及时发力？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贪腐干部一边高调倡导“反腐”，一边阳奉阴违。

　　2002年，周镇宏出任茂名市委书记后，提出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十论拒腐防变”，提出“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体系”。

　　无独有偶，2008年，罗荫国曾在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地媒体还曾报道，狠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在涉嫌巨贪被查之后，人们发现，罗荫国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

　　在多起腐败案中，当地纪委的监管都是形同虚设。事实上，纪委书记既要对上级纪委负责，同时，其人事任免权又是由同级党委掌握，这样的组织架构，注定了纪委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无力。

　　曾在茂名纪委任职的干部对记者说，上级纪委常常对下面的贪腐不知情，而我们这些知情的，却根本无法监管。甚至，我们曾经想查办一个科长，但都因为罗荫国的干预无法进行。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如何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随着反腐深入进行，一些干部慨叹“为官不易”，还有贪腐干部在反省罪行的过程中，称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是因为对于商人的财富心里不平衡。

　　高波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傲娇”。他说，当前的廉政教育，要加强对干部对公务员岗位的理性认知。要让走仕途的官员明确认识到，为官不可贪财，不可与商人攀比。事实上，与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人相比，稳定的工作状态、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以及长远可以预期的升迁，都属于公务员收入的部分，有很大优势。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茂名的实践证明，反腐不仅没有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凝聚了人心，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随着党政机关风气逐渐改善，茂名不少领导干部投身建设的积极性高涨，经济建设和反腐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效果。

　　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如今，很多干部重树“实干”和“服务”理念，积极投身建设。

　　2013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10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刘江 蔡国兆 毛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