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阳泉郊区织密权力“围栏”选好管严乡村干部

　　“俺村一会儿是郊区数一数二的红旗村，一会儿是远近有名的上访村。为啥？根子还不都在乡村干部身上。”在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瀑里村，一见面，“老上访”王小同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前些年，瀑里光村办企业就有10个，曾被省市评为小康文明村，是郊区数一数二的红旗村。“2012年，村两委换届，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想起一出是一出，政策、规矩在他脑子里就是个零：有一年，他82天就花了4.7万元汽油钱，整天给小轿车喝汽油能用那么多吗？还不是胡吃乱喝给汽车背了鬼。”王小同反问道，“你说村民该不该‘告状’？我们上访跑太原、北京，哪年不得十几次，哪次不是十几人、几十人？”

　　“这会儿我还不是个我，为啥不再跑太原、北京了？因为新一茬村干部做事、花钱都和大伙商量商量。”王小同说，去年11月，村里要引进阳泉市养老建设项目，村干部严格按规矩办，挨门挨户讲补偿政策、征求意见。结果前期扫障涉及的300多座坟墓的搬迁，这么难的事两个月就办妥。“你说老百姓是不通情，还是不达理？关键是，可别拿‘芝麻官’不当事，闹好了能撑起一片天，闹不好就得乱下一大片。”

　　“乡村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部署的最后一米。这一米很要命，就像一根水管，上面再通畅，这一米生锈堵塞了，水就浇不到田里，庄稼就长不好，百姓就有怨气，就直接损害党的形象。这一米的关键就在乡村干部。”郊区区委书记苏秀瑞说。

　　这很要命的最后一米怎么打通？如何才能让乡村的“村官”撑起一片天？阳泉郊区按照山西省委、阳泉市委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选好、用好、管好乡村干部的新途径，促进乡村治、百姓安、农民富，初步打造出“六权治本乡村版”。

　　阳泉郊区的探索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国内多位基层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前去考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中元认为，如果说，在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创痛中，山西省委推出的“六权治本”之策——依法确权、科学配权、制度限权、阳光用权、合力监权、严惩滥权——在省市县层面吏治中已取得成效的话，那么，阳泉郊区探索的意义则在于探寻乡村党建和吏治的有效途径，扎紧制度“笼子”，避免“牛栏关猫”的制度缺陷，从源头上铲除腐败土壤，上下贯通，净化政治生态。

　　谁来掌握乡村权力

　　立标准，严选任，破解私情、贿选、宗族势力、团团伙伙、黑恶势力干扰的难题

　　“老王，你家搭的这个炭房得拆。这有规矩，咱不能光管自家得劲”“小李，你家院墙边那两间房超出宅基地范围，不能盖了，再盖你损失会更大。这不符合政策”……几十个白天晚上，荫营镇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韩进珠一直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

　　三泉村是郊区最大的村，3757户，2014年被阳泉市列为整体搬迁村，总投资约15亿元。“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少村民就想多盖几间房，多得点补偿。”韩进珠说，发现这个苗头，村两委决定，首先要求党员干部不私搭一平方米建筑，然后逐户给村民算账：如果家家私搭乱建，每户多建1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000元估算，就得增加9亿多元的搬迁成本，搬迁梦就得泡汤。

　　政策讲清，大账算细，村民分清了轻重。结果全村没有一处私搭乱建。眼下，新城建设已顺利开工，全村2018年都将搬入新房。“俺们遭逢上这样‘一口清、叫得来、难不住、跌不倒’的好干部，真是福气啊。”有了盼头的三泉村民感慨道。

　　苏秀瑞解释：“一口清”，是说要把党的方针政策牢记于心，宣讲贯彻清楚；“叫得来”，是说要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叫得出名字；“难不住”，是说工作要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跌不倒”，是说要信念坚定，廉洁为民，打铁先要自身硬。

　　为了把这样的好干部选出来，区委动了不少脑筋，在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流程和有关规定基础上，又完善了“三推三比四把关”制度：单位推荐“挺民意”、系统推荐“看德才”、四套班子推荐“重实绩”；比个人品德、比工作能力、比工作实绩；把好“群众关”“廉政关”“程序关”“决定关”。

　　“这套办法最大限度地堵上了漏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荆春泰介绍，过去选任乡村干部，看程序没毛病，但暗中有问题，一不留神选任的人就有硬伤。现在资格审查、廉政考察前置，完善了推荐过程，延伸了考察范围，评价更全面准确。杜绝了跑票买票、推荐不实、人情用事等弊端。

　　过去，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暴露了一些漏洞：贿选、宗族势力、团团伙伙、黑恶势力干扰，用合法选举程序窃取农村公权的现象屡见不鲜。2014年，区委在村干部换届选举中，“一竿子插到底”做实了三件事：严把候选人关，通过村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领导组、区7部门联审组三级审核，在1099名候选人中，取消存在贿选、违规等问题的候选人12名；答好三道题：公共题——围绕法律法规作出“纪律承诺”，必答题——围绕上任后为村民办什么事亮出“竞职承诺”，自选题——主动承诺创造性地为百姓办哪些实事；精心处理合法与合适、选成与选好、政策与民意三组关系，确保村两委换届顺利，新班子团结，群众满意，组织放心。

　　“这里有一条很重要，党组织推荐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过去有点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机，损害的是百姓利益。”区委组织部长王振杰讲了件发人深省的事。

　　任某不仅赌博还吸毒，但曾在平坦镇赛鱼村第八届村两委换届时靠团伙势力和拉票当选。上任一年，因欠下巨额赌债跑路，村里工作“撂了荒”。2014年换届，他又冒出来故伎重演，在预选候选人时，票数比另一名竞选人高出80票。镇党委及时对“村民信服、组织看好”的人选进行推荐，重申选举纪律，解除村民顾虑。选举时现场安置摄像机全程录像，结果扎实苦干的张俊文高票当选。

　　“规矩立起来，把‘上晓天气、下接地气’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解决了谁来掌握乡村权力的大问题。”王振杰说。

　　“一手遮天”如何防治

　　以民意推动“民议”，破解暗箱操作，“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难题

　　在荫营镇山头村，记者恰遇几位村民代表刚入户征集完民意，每人拿着一份《村民代表民意表决表》。表的背面：16户村民，同意的15户，不同意的1户，有签字，有红手印；表的正面：村民代表签的也是同意，也按了红手印。村民代表王文忠说：“以前，同意不同意由我签，最多问几户估摸着签就行。这会儿可不行，家家都得去，不然，民意栏各家各户的字签不好，出了事我就得兜着走。”

　　去年，郊区在“四议两公开”民主管村基础上，增加了“动议”和“民议”。“这‘两议’不能少，是让村干部由‘为民做主’变‘让民做主’的关键。”郊区领导说，过去也有村民代表会议，但在很多情况下，有代表没民意，结果常是“好事办成邋遢事”。“动议”杜绝的是屡见不鲜的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问题，要求村主要干部的提议，必须来自年初计划、上级安排和民意。“以前只注重民主选举，忽视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他三方面，三条桌腿有缺陷，桌子肯定稳不了。现在四条桌腿都齐了，桌子还能不稳？”

　　瀑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慧民讲了件“内容相同、结果大不同”让他“脑洞大开”的事：3年前，村里决定建新村，但上届村两委没严格按规矩办事，选址拍脑袋定在孔家沟，村民就猜疑里头有猫腻，闹得鸡飞狗跳，一件好事拖3年还在纸上。

　　去年，新一届村两委换了个做法：组织了12个组一家一家上门征求意见，一切公开透明，最后按村民意愿，决定选址张家岭、抓阄分房，一下解了“老大难”。新居工程一期去年4月开工，今年春天就能陆续搬迁，而且房子已分到户，分得风平浪静。“我和两个儿子抓阄都没抓到，但咱没说的，乖乖儿等下一期。为啥？办法是大伙儿同意的。”73岁的王小同笑得像个小孩儿。

　　“前几年，俺村承包林地的乱子越闹越大。去年，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旧街乡南沟村党支部书记阎润宏说，村里有一片7000多亩的林地，2008年林改，村两委没有与村民商量，私自决定承包给本村3户村民。许多村民觉得，这么大片林子不能只便宜他们3户，也怀疑村干部拿了人家好处，一直成群结伴上访“告状”。

　　就在这当口，“六议两公开”救了驾，阎润宏和班子成员分头一边找林地承包户做工作，一边与上访村民沟通：人家3户毕竟签了林地承包协议，全部不算数说不过去，是不是让他们承包10年，10年后，全村户户都有份。话说得有情有理，结果村民“都举了手”。“要早这么办，咱也不至于上访‘告状’，俺们还不懂个‘家丑不可外扬’？”村上一直“吆喝婆姨们闹事”的妇女杜润云不好意思地说。

　　“这做法是眼下的小麻烦避免了以后的大麻烦。通过真民意来推动‘民议’，让村民参与决策，避免村干部胡来。”人们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郊区领导形象地说：“‘四议两公开’相当于把河修成渠，但渠水一遇风吹草动，难免不溅出来，现在升级成‘六议’，等于把渠变成管子。这回鞋再湿，就肯定是你把管道刨烂了。”

　　“实践证明‘动议’和‘民议’很关键。”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王静说，有了这“两议”，权力才能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乡村民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刹住把“党支部领导”沦为“支书领导”、把“村民自治”沦为“村官自治”的歪风，农民才能走到主人位置，乡村干部才不能也不敢胡乱作为、一手遮天。

　　权力寻租如何遏制

　　违背承诺先行引咎辞职，破解村干部大事不犯，小错不断，惩处难、罢免难的难题

　　平坦镇桃林沟村是郊区有名的富裕村，去年5月，村党支部书记李乃珠的儿子结婚，办事当天连15桌都没坐满，儿子对父亲大为光火。李乃珠也没商量：“老子身为村干部，不按规矩办，让村里人咋看？还咋要求别人？”一连串反问，儿子当场熄火。“如果没有现在这规矩和‘九项承诺’，村干部吃吃喝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都稀松平常，混日子也见怪不怪。如今你试试，犯了一条就得自动辞职。”

　　说到村干部的“九项承诺”，苏秀瑞说了件他接访遇到的事：2014年，王小同闯进办公室，反映瀑里村干部没规矩，随便吃喝，花集体钱不心疼。临走又说：“瞧你们有些村干部吧，文身的、戴金链子的，啥模样？”苏秀瑞一激灵：“小事不小啊。”“九项承诺”几乎项项都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中来的。

　　2014年2月，区委针对部分农村干部不讲规矩、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出台“农村干部管理二十条”，并实行“九项承诺”。其中“九项承诺”破解了过去“乡镇不能罢免、公安不好立案、法院不够量刑、纪委难以查办”的难题。

　　去年1月20日，郊区新当选村委会主任齐聚区政府报告厅，面对国徽庄严承诺：“不独断专行、不私签乱签合同、不大操大办、不参与黄赌毒和涉黑涉恶活动……如有违犯上述承诺之一，不需启动罢免程序，本人自行引咎辞职。”

　　李家庄乡长岭村委会主任毕某上任一个月后，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乡党委领导赶到拘留所，毕某自知违背了“九项承诺”，同意辞职。当天村里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宣布毕某辞职。“搁以前他出来还是村主任，但村民有意见，启动罢免程序又很复杂，弄不好会激化各种矛盾。现在他自动辞职，村班子始终能健康运行，”乡党委书记王永平说。

　　“二十条”和“九项承诺”，给村干部既戴上“紧箍咒”，也系上“安全带”。“汽车跑得时间长了，油腻自然会多。当干部时间长了，也难免滋生作风顽疾，出现‘苍蝇’‘老鼠’”。郊区有关领导说，区委坚持勤擦油腻，纪律约谈到位；常拧螺丝，专项整治到位；报废“黄标车”，案件查处到位；打造好干部保养“4S店”，确保两个主体责任到位；调紧刹车，确保风清气正；更换零件，确保共产党员本色。

　　2014年，荫营镇火石岩村原村主任争取回5万元抗旱补偿款，去年，这位村主任当选村支书后，把这笔钱给村里发工资、办庙会用了。村支部委员劝阻无效后报告镇纪委。查实后当即给予撤职处分。“过去遇到这种事，可能觉得没装个人腰包，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但现在丁是丁卯是卯，违犯规矩啥事都不行。”区纪委书记孙毅说，去年以来，区乡纪委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毫不手软，全年立案109件，处分党员、监察对象142人，撤职以上45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而2014年立案只有4件。

　　“规矩”常讲、“枕风”长吹、“袖子”长扯，是郊区创新监管的又一招。去年，区妇联牵头成立村干部家属“助廉协会”，定期为家属上培训课。要求她们“看好门”，监督丈夫不该拿的不拿；“管好嘴”，不该吃喝的不吃喝；“盯好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我老婆总是吼我，守法别违纪，不能乱收礼，咱郊区干部抓进去好几个了。有次我买两瓶酒，老婆跟在屁股后面审了半天，问我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我把收据拿出来给她看，才算了事。”河底镇固庄村党支部书记张三虎一说完，引得在场的人会心大笑。

　　“以前有制度是光扯了线，不通电，有监督架子，没监督行动，多数是摆设。现在每条制度都带电，各种监督都在动作，碰着就得办你，没有下不为例。”孙毅说，自“二十条”和“九项承诺”实施以来，全区已有15名村干部引咎辞职，党纪处分13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

　　“乡村百姓身边的腐败常闹得民怨沸腾，问题就出在‘牛栏关猫’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昀献认为，我们党一直重视基层干部选用和管理，出台一系列规范要求，但由于村干部大多不是公务员，有的还是非党员，如何规范约束他们的行为就成了一些法规和制度盲区，导致基层权力失控。阳泉郊区加强了对乡村干部的规范约束，尤其是“二十条”和“九项承诺”，填补了法律制度的空白点，破解了对违规和非党村官处理的难题。

　　织密“围栏”手脚能否放开

　　管理讲规则、激励有真情，破解村干部队伍“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难题

　　过去有的乡村干部自嘲是“没娘的孩子”：在任时，辛辛苦苦；卸任后，保障一无所有。后顾之忧是农村干部的一块“心病”，往往是干干看看，等等站站，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

　　既要马儿快快跑，也给马儿吃好草。2014年开始，郊区实行“一定五有”制度：定好岗位职责，让干部明确该干什么；干有待遇、考有办法、好有褒奖、进有希望、退有所养。同时，优先提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乡村干部；对连任9年以上正常离任，且年满60岁的村两委主要干部，每月发放300元生活补贴。

　　制度严了，规矩多了，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还高吗？手脚还放得开吗？记者采访了郊区8个乡镇和10个村，看到的是干部精气神十足，甩开膀子互相较着劲干事创业。

　　“我们村底子差、条件弱。一开始不知道咋个搞法，愁得我睡不着觉，四处学习取经。”南沟村党支部书记阎润宏说。后来发现，村子背靠的草帽山是抗战期间“百团大战”的一个战场，于是就谋划发展了红色文化和乡村旅游。

　　刚开始，村民怕花钱打了水漂，不敢上手。阎润宏和村两委成员就挨家挨户给村民算发展旅游、办农家乐的细账，并修了上山的路。起先有四五家办起农家乐，当年就赚了钱。村民们看在眼里，馋在心上，呼呼地跟着就办起来。去年，全村农家乐已发展到60多家，还引进一家农业公司。“今年，俺们还得铆足劲扩大旅游业，再配合农家乐把小杂粮加工搞起来，头拱地也要让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元。”

　　2014年10月，李家庄乡大西庄棚户区改造开工。为让这个村民眼巴巴盼着的项目尽快落地，村党支部书记靳顺利成了新城管委会的常客，一跑就是大半年。不料项目落地了，“头疼事”还没完：涉及11户村民的拆迁、850座坟的搬迁和上万株树木的移栽。

　　“老百姓不理解，尤其是听说要迁祖坟，啥难听话都骂出来了。”靳顺利带领村两委成员不分白天黑夜，“跑细了腿、磨破了嘴”，一户一户上门讲政策、算细账、聊前景。一个多月后，99%的村民给方案“拍了巴掌”。去年底，已有2栋楼封顶，17栋楼地基完工。

　　西南舁乡有苹果园1.2万亩，挂果产量1000万斤。“丰产本是好事，可前几年卖不出去，果农‘愁得想上吊’。”乡党委副书记张建存说。

　　乡党委成员四处奔波找销路，并针对游客和市民办起了“苹果采摘节”。“这两年，每到果熟时节，我们乡村干部进市区为‘采摘节’站街吆喝已成一道风景。”张建存说，干部的“精诚硬是感动了上帝”，采摘节一年比一年红火，游客玩得开心，买得高兴，每斤苹果卖到4元，高出收购价近2元，每年为果农人均增收2000多元。

　　“你们采访四五天了，还见有上访的吗？即使有，内容也不同了，反映乡村干部问题的很少，多数是合理诉求和涉法涉诉问题。”郊区领导感慨地说，因为乡村治理不上道，瞎折腾和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一大把，前些年上访“告状”的几乎天天在区委区政府楼下攒着一大片。干部很多时间都花在接访上，难题推不开、解不完。

　　“这些年，一些乡村的工作为什么乱了、荒了？农民的心为什么凉了、散了？就因为那里的党组织瘫痪或半瘫痪了，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农村各项事业能否健康和谐发展，同样关键在党。”李中元说，郊区正是通过实施“六权治本乡村版”，选好、配强、管严了乡村干部，乡村党组织真正成为旗帜和战斗堡垒，乡村干部真正成了百姓的主心骨、贴心人，把心思都放在服务发展、服务民生上，才有了面貌的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