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中国医疗服务大进展：从挂号长龙到AI问诊

　　从挂号长龙到AI问诊

　　——40年中国医疗服务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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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微创手术机器人是未来医生的好帮手

　　图② 赤脚医生曾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图③ 1977年，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医生在户外为群众看病。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图④ “智慧医院”展厅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医院的模样：全科医生辅助诊疗，智能家庭医生随访。

　　图⑤ 大医院门口黑压压的挂号队伍好似长龙

　　图⑥ 如今挂号缴费不用排队，直接手机扫码完成。

　　图⑦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是20世纪村医的老三样。

　　图⑧ 现代医学检测设备日益先进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一张并不起眼的主要健康指标变化情况表格，在精彩、振奋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示，其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增长到2017年的76.7岁，9岁的增加乍一听感觉并不太多。但相较于人类寿命用了几千年时间从石器时代的15岁增加到上世纪50年代的35岁左右，9年是一个人类拒绝向残酷自然妥协的巨大成就。

　　“我国人均寿命提高那么快，有营养、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在于医疗、药品方面的大大改善。”196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的药学专家李大魁见证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他说，“开始的时候药品短缺，我们想用青霉素都没有，得跟药厂好好说让他们给找。现在国际上的好药很快就能进入中国，国内高质量的药也越来越多。”

　　以往熙熙攘攘的挂号大军消失不见

　　以前，北京三甲医院门口挂号的队伍排成长龙。如今，所有三级医院均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预约诊疗，绝大部分患者不再需要排队，只需要在预约时间段到达医院就能看上病。

　　凌晨5点，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龙，伴随着漫长的等待，还不时有人晃过来向焦急的面孔询问“要不要号”。七八年前，北京三甲医院的门口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全新的一天。

　　排队挂号，进入医院的这第一步，就需要花费患者巨大的时间成本。也正因此才滋生了“票贩子”“黄牛党”“代人排队”等生意。为了利益，大量的“号”落入了并不急需的黄牛们手里高价倒卖，而急需的患者却可能在苦苦排队数小时后被告知已经没有专家号。

　　随着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信息不流通、不对称造成的问题在一步步化解。2015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启动了首个3年的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针对看病就医瓶颈问题，创新医疗服务举措。

　　数据显示，近年来，所有三级医院均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预约诊疗，4100余家医院可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和推送服务，是2015年的4倍；2777家医疗机构可提供移动支付结算，是2015年的3倍。

　　北京市卫计委副巡视员高小俊表示，提高了预约率，就诊将更精准。北京先后推出了网络预约、电话预约和院内预约以及医联体内的预约。例如北京肿瘤医院的预约方式一共有9种。截止到2017年底，北京市三级医院总体预约率为61.8%；市属22家三级医院，2017年的预约率超过了86.2%。

　　近九成的预约比例，意味着以往大医院挂号时熙熙攘攘的景象将得到改观，绝大部分的患者不再需要排队，而只需要在预约时间段到达医院就能看病。

　　“不让大医院成为就医唯一选择”是避免“扎堆”就医的另一对策。今年初，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介绍“改善医疗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工作”进展情况时表示，县医院在对口支援医院帮助下，新建临床专科3600个，22个省份建立了省级远程医疗平台，覆盖1.3万家医疗机构、1800多个县。2017年远程医疗服务总例次超过6000万。这些工作使得人们有机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由传染病防治的“受援者”华丽转身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要接受国外生产线转让才能获得疫苗生产能力。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援非医疗队给予援助。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国际角色从“受援者”变为“援助者”。

　　上世纪90年代，我国10个人里就有1个可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我国需要通过接受国外生产线转让的方式才能获得疫苗生产能力。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援非医疗队给予专业、强大的援助。中国自主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于2017年10月获批上市，并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

　　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国际角色从“受援者”转变为“援助者”。在制度建设、专业团队、研发方面产生了巨变。

　　2004年8月，我国通过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预防，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等做了明确的制度规定。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0—6岁儿童的预防接种疫苗种类逐步增加。例如：自2002年开始，我国乙肝纳入计划免疫，随后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中国新生儿计划免疫的一部分，在新生儿群体中，乙肝疫苗覆盖率在90%以上，母婴成功阻断率达到95%。

　　除了普惠性的疫苗接种服务，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专项)于2008年启动，由国家卫计委和军委后勤保障部牵头组织实施。

　　该专项支持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常见病原和罕见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建立了由12个核心实验室、91个区域重点检测实验室和800余个哨点医院组成的跨部门、跨地区传染病症候群监测实验室网络，在近年来H7N9禽流感、埃博拉等历次重大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重大专项的实施大大提升了我国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应对能力。“3年前，禽流感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向国外药厂买疫苗，他们表示两年以后才可以交货。”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在一次会议上回忆，“最后我们的院士直接下药厂指导生产，5个月内把产能提高了30倍。”

　　找医生问诊前先和AI聊聊病情

　　AI轻问诊把医生从病例录入、开化验单等繁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技术含量的医疗服务，让医生获得更强的职业幸福感。

　　更大的巨变还在“路上”。“互联网+医疗”的开放场景下，未来已来。

　　“全息数字人是大数据中心形成的一个可视化的服务模式，它能够实时向你提供各种生命体征、健康指征，还配合生产、生活当中你所产生的所有数据，向你提供准确可靠的健康与医疗方面的提示。”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描述了一个医疗未来科幻版。

　　这个虚拟主角的每一个单元正在充分“生长”。网上轻问诊已经开始一部分由AI(人工智能)接管。“先和AI‘聊一聊’，主诉症状、过往病史，等见到医生时，系统已经将初步情况接入，双方就直接切入主题。平安好医生每天超过50万人次的问诊中，很大比例是由AI完成的。”平安科技首席医疗科学家谢国彤认为，例如影像检查时间凑不到一起要跑好几趟医院、长期用的药需要排队请医生开单等，这些“麻烦”会因为“互联网+”能够突破时间、空间上的障碍而不成为问题。

　　从医生的角度，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焦顺昌也很欢迎AI对轻问诊的接管，“把医生从病例录入、开化验单等繁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技术含量的医疗服务，能让医生获得更强的职业幸福感。”

　　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3个文件，推动医疗行业的AI赋能快步进入“成长期”。

　　疾病风险预测、影像筛查辅助诊断、智能质量控制、临床决策支持……这些在医疗AI语境中发力的方面翻译过来就是：预测会不会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帮忙“看片”、在医生疏忽时提醒、学习大量论文和临床经验后给医生出主意……截至目前，AI正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历练、升级，为未来的“合体”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