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当时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我国832个贫困县名单，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从贫困县认定到各项脱贫政策实施，再到摘帽，832个贫困县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宣布摆脱绝对贫困、退出贫困县，又是如何衡量的？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近年来一直参与脱贫攻坚评估工作的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听他讲述脱贫评估的故事。

　　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脱贫攻坚成效评估。作为原国务院扶贫办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专家组成员，林万龙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评估考核工作。

　　调查员培训考试90分以上才能过关

　　新京报：脱贫攻坚成绩考核的评估工作具体有什么方式？你所做的工作是哪个环节？

　　林万龙：主要有三种方式，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以及社会监督。我所从事的是年度脱贫攻坚成效第三方评估和贫困县退出及退出抽查第三方评估。其中，贫困县退出及退出抽查第三方评估是贫困县是否能摘帽最重要的评估。

　　新京报：第三方评估具体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林万龙：第三方评估通常是两人一组，入村入户进行调研评估，因此，曾有不少基层干部不理解，“来两个年轻的娃娃，跟村民聊聊天，两三天的工夫，就可以评估我们几年、几十年的工作成效？”

　　实际上，第三方评估体系是一个复杂且完整的体系。这个系统中，从下到上，首先是入户的调查员，一般是两人一组，分工不同，一个负责问卷调查和资料核对，一个负责拍照、录像，同时他们在访谈贫困户之外，还要看贫困户的房子、穿着的衣服、所消费的食品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两人当天回去后，还要进行数据和信息整理，形成二人组的初步意见。

　　当晚，即要将初步意见报调查小组组长讨论，当晚由分县调查组组长召集各小组长开会讨论，汇总信息。随后，分县督察组上报到分省调查组组长审查、讨论、汇总之后，还有疑问的，由评估总体专家组再进行审核、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采纳其他方面的意见，比如在县级小组阶段，如果认为有问题的，会向县里反馈意见，县里可以进行自辨，或者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些意见和证据也会一同上报，直到专家组手里，如果专家组不能统一意见，会继续上报到国务院扶贫办，由扶贫办召集专家再一次讨论。

　　新京报：调查员是怎样选拔和培训的？

　　林万龙：在进行评估时，入村的调查员是最重要的环节。调查员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师生，基本的学历要求是硕士以上，个别条件优秀的可以放宽到保送研究生的大四学生。

　　初步选拨之后，所有调查员要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政策培训和技巧培训。

　　政策培训方面，主要由国务院扶贫办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讲解各项扶贫政策，要让参与调查的人都了解各项政策，否则调查就无从谈起。

　　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考试，只有成绩90分以上才能成为一名调查员，调查员要将调查信息录入系统，每一个调查员都有身份认证，认证之后，才能录入信息。

　　入户调查细节更重要

　　新京报：调查员入村入户调查的内容都有哪些？

　　林万龙：在调查方面，由一系列的问卷、观察标准等构成。比如“两不愁三保障”，这是基础的标准。通过调查员的观察、和贫困户的问卷交流等，最终形成一个基础的信息。

　　入户之后，两个调查员分工合作，一个负责问卷调查，了解贫困户各种政策的享受情况，比如家庭成员身患疾病的，是否得到了医疗保障，花了多少，报销了多少等。另一位负责录像、照相。此外还要观察家里的情况，比如房屋是否是危房，适龄儿童是否就学了等。

　　入户时会碰到各种情况需要调查员应对。比如房子安全等级可以分为A、B、C、D四等，C、D两等属于不安全住房，评等级需要专业机构进行，但调查员要有一个初步认识，比如看起来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发现安全隐患等，这些初步的感官认识，不是结论，但确是信息的一部分。比如有调查员碰到过，某座房子承重墙看起来有一条较大裂缝，疑似C级，调查员于是可能会提出疑问，地方政府就会跟进，进一步调查，请专业机构进行评定等。再如儿童就学问题，如果孩子恰好在家，可以看看孩子的书包，假如书包里确实有书，但书非常新，就要怀疑，孩子是不是真的在上学。这时候就需要多方调查，比如调学籍资料，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个孩子的学籍等。还有看衣服，如果衣柜里的衣服都是新的，款式和村里其他人的衣着差异很明显，也会引起调查员怀疑，这些衣服是不是临时捐的？

　　新京报：第三方评估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林万龙：第三方评估采取抽样调查制度，抽样的程序非常严格，832个县中的每一户都调查一遍是不现实的。而抽样调查要最大可能地保证真实和客观，机制就非常重要。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县进行调查时，会事先抽取拟调查的村子，但抽样结果是高度保密的，调查员一般在出发之前1个半小时才能告知地方，进村后，还会随机抽取调查的具体家庭，然后入户调查，也就是说，调查之前，调查员也不知道调查哪一户。

　　入户时，地方干部是不能陪同的，只能由调查员入户，独立进行调查。进村之后，调查员怎么找哪一户在哪儿呢？其实，原国务院扶贫办有一个APP，它和国家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相连。每一户建档立卡户的详细情况都能查到，包括家庭人数，成员年龄，是否就学、是否就医，家庭地址具体的经纬度等，所以调查员到村里后，是可以找到任何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假如地方干部说没有这家人，那一般来说是说不通的，如果没有这家人，信息不可能进入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学生们对中国农村有了真切的观察

　　新京报：你认为评估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林万龙：2015年，我国提出脱贫攻坚的“六个精准”，包括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评估可以看做是脱贫攻坚的结果证实。但同时，评估也并非只是在最后一步体现，而是和整个脱贫攻坚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评估工作有几个方面的作用。用原国扶办领导总结的话来说，它是脱贫攻坚的指挥棒和推进器，通过考察评估，及时引导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使各地政府有效展开工作。它也是脱贫攻坚的温度计，衡量百姓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满意度。它还是脱贫攻坚的质检仪，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新京报：你认为整个评估过程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林万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次成长的过程。一方面调查评估的过程，也是把我们自身所学和实践印证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价值观的塑造上，同学们也得到了很多历练和成长，他们对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有了真切的观察。我们会要求调查评估的人，住宿的时候，不可以使用房间里任何收费的东西，有些地方在我们住宿时，会送一些果盘之类，我们也要求不得打开包装，这样第二天他们就不送了。这既确保了评估过程的干净，对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如果对细节追求，是用显微镜在看脱贫，那么对整个脱贫攻坚的理解，需要用望远镜去观察和思考整个国家脱贫攻坚的大格局。显微镜使我们在微观层面了解更多动人的故事和可能存在的不足，望远镜使我们能整体性把握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效和伟大意义。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