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台湾《自立晚报》两记者的大陆之行
陈佐洱
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自9月15日至27日在祖国大陆采访、会亲、游览，实现了38年来台湾记者第一次对大陆的公开采访，在台湾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记者发自大陆的报道，轰动了世界舆论。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采访，是由中新社协助完成的。
13日，我国驻日使馆为两位记者办理入境手续后，他们随即同我社东京分社建立了关系，并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第二天即乘中国民航班机进入大陆，将由中国新闻社来接待他们。当天是星期日，但东京分社同北京的电话接连不断。总社港台部、外事部的同志们为他们预定了旅馆房间，向中旅社提出了准备接待的要求，并研究了如何帮助台湾同行进行采访。当天晚上，我社发表了两记者将于近日来大陆采访的消息。
14日早晨起，我社几个部门在几乎不间断的铃声中接到一百多个电话，大多是来询问两记者的行踪的。由于15日白天东京分社发来急电。说李永得、徐璐向日本当局申请再入国签证遭到拒绝，他们能否按时到达没有把握，我们对上述询问均未作明确答复，直到确悉他们已经登记前来北京。
15日凌晨0点55分，CA930班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社代表与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实现了两岸新闻同行在北京的第一次握手。我社代表说：“欢迎你们，等了你们38年了！”他们回答说：“我们等了40年，踏上祖国大陆，心情很激动。”
东京分社向总社报告了两记者向我使馆提出的来大陆采访三条原则：一不与中共官方接触；二根据自己意愿采访，不受干涉；三全部费用自理，不受任何招待。我们认为应尊重他们的意愿，在接待中采取了以下做法：一、将礼节性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全程只由总社宴请一次；二、除他们提出要求协助联系若干采访对象(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厦门前沿何厝村)外，未主动提出过其他采访建议；三、不派全程陪同，在各地也不派记者参加他们的单独采访活动；四、对外国、港澳记者同他们的接触，不作任何干预；五、对他们提出的旅行要求(主要是预订机票和宾馆)尽管多次变更，都尽量设法予以满足。因此，尽管开始时有不少疑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记者逐渐了解了在大陆是能自主安排采访的，台胞是受到祖国关怀的。他们公开表示：“中新社与我们合作得很好”、“采访没有受到干涉”；对中新社表示“最大的谢意”。
两记者在大陆逗留了13天，先后到北京、杭州、广州、中山、深圳、厦门、东山等市县实地观察，会见了数十名台胞及各界人士，几乎每天都发回动态消息及随感。回台后，又从10月2日起以《历史性大陆行》这一总题目接连发表了12篇系列报道。他们来大陆前曾声称，此行目的主要是“了解台湾当局允许台胞赴大陆探亲后大陆的接待准备工作”。事实上，他们了解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大陆的政治气氛、民主法制、人民生活、社会状况、台胞境遇、知识分子心态，也涉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在接待台胞的准备工作方面，他们了解的问题则包括有关法律、入境手续、旅行规定、食宿交通条件及其它台胞在大陆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他们还曾试探能否采访我决定对台政策的高层领导人。
他们对于大陆的认识，循序渐进地起着变化：15日刚到北京，漫步天安门和故宫，觉得“如同走进了中国的历史”；看到北京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设施和技术，另一方面是马车拉砖、人力挖土，到处都在建设当中；绿化和计程车比台北好；想不到也有像台北观光饭店那样高水准的饭店。采访4天后，他们认为大陆人和台湾人在种族和语言上虽一样，但各自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了多年，价值观有差别。台湾人比较着重个人主义，大陆的则倾向整体主义，因而对国际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
19日游览杭州，他们认为“如果北平是一个严肃的贵妇，杭州就是一个清纯的少女”。拍了许多照，准备回去后对西湖作完整的报道。徐璐见到了姨妈，激动得流眼泪，对中外记者说：“政治、时间、地域都不能阻隔亲情！”
在广州，他们学到了不少新名词，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活、个体户等，觉得“老百姓思想相当开放，面容带着自信”。参观深圳后，认为“大陆沿海特区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所走的路虽然相同，但是两边的发展过程会有不同的经验。”参观中山故居和黄埔军校旧址后，认为“中共恢复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只是大陆强调他联俄联共更多一些，台湾强调他提倡三民主义多一些。”
24日到达厦门，一接触颇似台湾的风土民情，感到十分亲切，“仿佛回到了童年时的台北”。他们对厦门大学生说：“国民党的统战往往根据自己意愿强加于人，而大陆就不加干涉，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譬如说，我们这次可以到一些地方去采访，在深圳想去中英边界看看，也未受阻挠。看来中共看问题比较远，国民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差。”26日晚与我社代表话别时曾表示：“大陆也不是什么‘暴政’、‘水深火热’，这几年人民生活确有改善”；“大陆改制年轻化有必要，但唯独邓小平不能下。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
离开大陆前夕，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给他们放了刚收录到的台湾电视新闻。当看到“新闻局长”邵玉铭扬言要处罚时，他们心情很不平静，后来对新闻同行们说：“我们没有罪，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人一辈子能在台湾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也就算了。我们看到的台湾是我们眼中的台湾，我们看到的大陆是我们眼中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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