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安徽芜湖，73岁的年广九从兜里掏出一摞名片，小心翼翼抽出自己的一张，随即把背面朝上，单手递了过来。

　　名片背面用红色字体印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的话———农村改革期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几行红字要比正面年广九的名字大一号。作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曾两次遭受牢狱之灾，两次被邓小平公开提起，经历过四次婚姻，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名片背面的话，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到的。彼时的年广九身陷囹圄，邓小平的话客观地改变了他的处境。经历了这次低谷，“傻子”的事业，又一次起步。

　　两台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简陋的铝合金窗和水泥墙壁围起的楼层，除了做库房，还是年广九的会客室和办公室。这栋坐落在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的三层小楼，是10多年前盖起的，如今与周围的大厦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年广九说自己没有文化，是个泥腿子，不讲排场，不拘小节。

　　他的确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说话间隙，他会用手挖着鼻孔，弹射出去，再用刚才的手指给记者递烟；说到愤怒处，他会吐出脏话，假牙也会喷出来，他再捡起来一把塞进去，然后哈哈大笑。

　　现在，年广九还在经营着他的“傻子瓜子”，并在全国多个省市设立了“傻子瓜子”专卖店。

　　虽然年广九踌躇满志，但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傻子瓜子”已逐渐淡出，变成了一个符号。

　　与政府部门联营

　　那时候，我就像你们知道的那个“骑士”

　　【背景】1972年，年广九开始做瓜子生意，就在生意蒸蒸日上时，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雇佣工人。1984年，年广九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了103个，自己也成了百万富翁。由于超过了当时国家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的声音传到了中央。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到了傻子瓜子，表示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邓小平的态度让年广九踏实不少，但他为了保险，还是寻求“红帽子”与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联营。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生意慢慢做大，靠的是什么？

　　年广九(以下简称“年”)：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认个死理，做生意不能骗人，得讲信誉，我炒的瓜子味道香，个儿大，还足斤足两，时间长了，别人都认我这瓜子，名气大了生意越来越好做，七几年我就是万元户，后来干脆就挂着“傻子瓜子”的牌子卖。

　　新京报：可后来明知道招工人数超标，为什么还要招呢？

　　年：当时需要这样的人带头啊，社会上那么多闲散劳动力，怎么安置？没地方安置，那个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带头吸收他们，我就是这么想的，邓小平也是这么想的。

　　新京报：你招人有什么特殊条件吗？

　　年：条件很简单，首先要有力气，那么多原材料和成品需要搬运；其次身高要在1米7以上，炒瓜子时得看得清温度表。另外，就是要有文化有涵养。别看我不识字，我那时手下的工人，很多都是高中毕业。

　　新京报：当时有些人说你雇工是剥削，是资本家，你怎么看？

　　年：这一点我的工人最了解。我从不搞面子工程，几十年了我都没用过豪华办公室，也从不用公司的钱买豪华轿车。那些钱省下来还不如扩大生产，给工人发了呢。

　　当时我的很多徒弟，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我的技术就是品牌，他们学到了。我雇了工人，也带动了一批人富起来。

　　新京报：面对一些人的揭发，你是否考虑过放弃雇工？

　　年：(揭发我的)那些人是吃干饭的，说话不走脑子，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个年代应该个体带动国营，八几年的时候，我的工人月薪就有500多块，就是我放他们走，他们都不肯走。

　　后来有人举报到邓小平那里，当时邓小平就说放一放，看一看，还对着质疑的人说“傻子都懂了，你们还不懂”。

　　虽然我是做生意的，不是搞政治，但他这个话我懂，这是命令，是支持我这么搞的。

　　新京报：但事实是，你后来寻求了联营的方式。

　　年：那就是个“红帽子”，八几年的时候私营企业还是受限制，很多个体都是死的死，亡的亡，我得为企业找出路啊。

　　很多官员不懂得经商，他们想方设法要阻拦你，我只能暂时妥协，没办法才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与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签订联营协议，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

　　新京报：在那个时代，联营与个体对你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

　　年：联营以前，我在昆山的一个瓜子厂，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但联营以后，我的月工资只有520块钱，搞得朋友老婆都骂我真成傻子了。我第一个老婆不止一次地吵，“一年放着百把万不赚，去赚那一万块。”最后和我离婚了。

　　我是全国第一个搞联营的个体户，这么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探寻私营企业在当时发展的新路。

　　新京报：探寻新路会有哪些压力？

　　年：主要还是雇工的问题，有些官员就是看不惯，中央都同意了，地方上老是有人不执行，对付他们就很头疼。那时候，我就像你们知道的那个“骑士”(唐吉诃德)，就是和他们斗，说到底还是和当时那个体制斗，需要转型，需要突破。这就需要有人带头，没人站出来就只好我站出来。谁让邓小平提到我了呢，我有这个责任。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觉得那条“新路”是成功的吗？

　　年：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上成功，但对于当时的私营企业来讲，的确是一种突破和尝试。毕竟我们活下来了，也发展得很好，事后也证明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很多企业都是这么过渡存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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