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监利县的非法钒冶炼厂造成的污染事件经《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披露，引起很大关注。草木枯萎，饮水变咸，河流污浊，人畜病变，如果说这样的画面曾经离我们很远，现在它离我们很近。

　　根据已披露的事实，监利的非法冶炼厂的原材料来自周边，并非自产自销。钒冶炼作为一个高污染、高毒性，同时也是高利润的产业，全国各地都曾端掉一批，可是又经常在其他地方死灰复燃。监利现在所遭遇的污染困境，从根本上说是在承接钒冶炼的产业转移时，也承接了相关的污染转移。

　　这其实也是一个缩影，显示出整个产业转移大潮中，资本与环境的深层次矛盾。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转移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效地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承认，并非所有的产业转移都伴随污染的输出，但一些地方关停污染企业，一些地方为了吸引投资，强调“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置环境考量于一旁，人的健康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东部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曾经为高污染、高能耗、不环保企业设置过低门槛，有过教训，今天，还有不少地方像监利一样，仍然吞咽着污染带来的苦果。教训都在于无条件地招商引资，以致生态环境遭受巨大损伤，而修复工作显得异常艰难，这样的代价实在太过沉重。

　　前车之鉴，当有观照。我们必须看到，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还会有大批产业需要转移，还有很多的农村、乡镇和不发达城市，将成为潜在风险的“候选”区域，我们生存的土地还有多少将沦为污染的重灾区，还有多少人将因此而远离健康的生活？这些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污染随产业转移，有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不是再讲讲环保的重要性就可以避免的。污染之所以难治理，其核心在于利益与利益藤蔓般的牵连起作用。这些年，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查处大案的官员宣示，铁腕执法的实际行动也在增多，但一些地方利益与污染企业利益裹挟不清，治来治去就是治不下去。这些都早已说明环境保护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涉及到诸多方面。既包括企业，也包括行政权力系统，既包括政府对企业的监督，也包括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污染治理必求诸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管渠道的贯通，也必须致力于让污染源失去一切生存土壤，唯其如此，才能使人们不因污染带来的伤害而感到恐惧悲伤。

　　经济相对滞后的地方，不是环境必须作出牺牲的地方。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没有污染的土地，不是发展必须要交出的学费与付出的代价。无论一个地方的发展居于什么样的水平，都需要在城镇建设、产业布局、生态风险、生态安全问题上有系统的考虑，抱着对生命负责的起码态度，力阻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为生存保留基本之需，为人们也为我们自己留下希望。(本报评论员 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