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愿意，安徽凤阳小岗村都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农村叙事的一个逻辑起点。也因此，江淮大地上这个并不起眼的村庄，每每站在时代的节点上，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标本。只是，一旦成为“标本”，不免在丰富多采的社会现实乃至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发生变化，沦落为一个光鲜的“形象工程”。

　　当社会上都在盛赞小岗村土地流转的成功经验之时，有媒体报道了这个村在农村改革试验中出现的新困惑。这些困惑，一言以蔽之，就是出现了搞“形象工程”的现象。小岗村搞蘑菇大棚、葡萄种植大户、养殖基地，原本是为了集中闲散土地，实施规模经营，然而，在运转过程中却出现套取国家补贴、扶植典型罔顾其他、买断土地使用权的不良情形。(《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22日)

　　2006年以来，小岗村大面积推广蘑菇大棚，“地是村里拿钱出租的，地给承包户不用钱，然后每个棚还有补贴。而建大棚等钱不够的话，可以有贴息贷款，等卖了蘑菇再还贷款。”就像报道所说，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经营方式，然而不错的方式并不能必然导致不错的结果。面对不确定的市场，承包人的“理性选择”居然是采取“多报少种”的方式，来套取国家补贴！

　　我深深理解小岗村再次创业的艰难。与1978年偷偷搞起土地大包干相比，在经济越来越一体化、市场化程度日深的今天，农村改革试验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要想摸索一条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仅仅凭一往无前的勇气，怕是不够的。而企图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扶持、财政倾斜、典型引路，硬是创造出一个弄潮的小岗村，怕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并不符合中央推动农村改革的精神。

　　一个小小的蘑菇大棚，牵扯的不仅仅是农民家庭产业规模化不够、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问题。蘑菇大棚立起来，自然就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单元，当然要面临市场风雨的冲击。我们一些心地善良的学者，总是不合适地强调如此集聚的好处，却避而不谈其间蕴藏的风险，以为只要把农民推进市场，似乎就能够折腾出新的经济增长了。这样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显然有些过于急躁。

　　须知，小农“低效”的同时，也天然隐含着“稳定”的含义，这是我们讨论农村问题的基本背景。我们的政策设计者在鼓励农民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农民抵御风险能力较低这个因素。一厢情愿的事情，即便做了也是白费力气、穷折腾。我如此表述，并不是主张要继续维持中国农村“小国寡民”的低水平、超稳定状态，而是说，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为了塑造典型而塑造典型。

　　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世纪难题，我一向认为，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彻底破解办法。上个世纪中叶，全国农村努力实践的“大寨模式”，到后来不也证明了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应该鼓励各种模式的积极探索，尤其是要鼓励农民自发的经济探索。地方官员不要总是代替农民思考，只有农民才最了解农民。只要有助于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尝试，都值得肯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希望，再也不要搞什么农村改革发展的典型了，中国农村再也经不起大折腾了。《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日前撰文披露，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请万里题个字。万里坚决拒绝。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现在值此农村改革关键时期，重温万里的话语，当别有会心。(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