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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周扬诞辰100周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周扬一直是很“左”的，但晚年垂暮之际，他有了独立思考。双重身份——政治家还是文艺家，始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本刊记者/陈晓萍

　　1975年7月14日，北京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

　　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二层一个房间，被囚禁了近9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终于与家人团聚。其时，他还是“带罪之身”，不仅没有恢复工作，被强加的所谓罪名也没有了结。

　　20世纪20年代，周扬加入中共，成为在上海的中共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1949年后成为中共在文艺界的“巨头”。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

　　在60年的岁月中，尽管周扬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一直带着枷锁舞蹈。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落难中，被姚文元目为“反革命两面派”，江青则公开宣称：“我恨死周扬了！”周扬“文革”后复出，以其深邃的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80年代，在因“异化”问题导致的一场论战之后，周扬于1989年7月病逝。

　　深陷囹圄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这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专案审查者予以释放。因“周扬一案”而发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被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少丰城县钢铁厂工作。

　　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7月2日，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此信后，沉默许久，写下这么一段话：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于是，除了去世的田汉，“四条汉子”的另3位——周扬、夏衍、阳翰笙先后获得释放。

　　30年代，周扬在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身份是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1934年深秋，周扬与同为“文委”成员的夏衍、田汉、阳翰笙一起去找鲁迅汇报“左联”工作，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其实，这个名词在当时不过是个中性词语，后来却变了味道，成了周扬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细胞。

　　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回忆了这个细节。1966年年初，“文革”暴发前夕，龚育之去医院看望因肺癌动手术的周扬，探视者安慰周扬，现在医生对肺癌是有把握的。周扬点点头。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不出周扬所料，一顶“周扬反对鲁迅”的大帽子，在“文革”中几乎置周扬于死地，“周扬一案”也株连了文艺界76人之多。

　　其实，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是江青。

　　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随着时空变化，周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在“文革”前17年，他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最主要的领导人，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和执行者。

　　50年代，江青出来工作，担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流动哨兵”。周扬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是这位当时的“第一夫人”的直接领导。

　　一次，周扬去见毛泽东，毛问起江青的工作。周扬很老实地问：江青说的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讨论。

　　这段往事，许多当事人，包括周扬的秘书露菲、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周扬的文章里都提到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江青精心策划的一幕大戏。

　　姚文发表之前，毛泽东把周扬找去谈话。毛相信了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3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周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祭旗者是显而易见的。”周扬的研究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如是分析。

　　重新出山

　　周扬出狱后的第3天，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扬。

　　门半开着，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屋里大声说到：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进屋后，露菲才知道，苏灵扬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器。

　　露菲见到周扬，忍不住掉泪，3人站在房子中间的灯下说话，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些。

　　当时的中组部招待所，许多“文革”后期获得“解放”的老干部都住在那儿。

　　人们仍心有余悸。于光远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周扬和宋任穷，正赶上招待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两天前，招待所来了许多警卫人员，搞得住在这里的人们相当紧张，以为又要来抓了，结果是一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要到小楼拜会一位老同志。

　　1977年，中央决定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把这个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据于光远的回忆，这年的11月26日，邓小平把3人找去听汇报。汇报快结束时，胡乔木请示能否调周扬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邓表示同意。周扬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文革”后张光年去看望周扬。张光年感慨地对周说：“周扬同志，我们这些年干了些什么？是不是做婴儿杀戮的工作？”张光年所说“婴儿杀戮”，指的是对创作的扼杀。“婴儿杀戮”一词来自早期日本左翼的同名剧作。张光年的这句话，对周扬不无触动。

　　这时的周扬，在文艺界各种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也有人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重新活跃起来，他不但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还发表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的见解。

　　1979年，周扬有两个重要讲话。

　　在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报告中，周扬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报告让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意识形态风骚。

　　“中国20世纪可以并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三次还是二次，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课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提法是他那个时代认识的高度，这无损周扬当时提出这个命题的理论价值。”著名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顾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秋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会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

　　一场风波

　　王蒙在回忆周扬时提到这么一个细节：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听了照例的周扬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周扬同志说到当时某位作家的说法，说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看作是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

　　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

　　一直以来，双重身份——政治家(革命家)或是文艺家(理论家)，成为矛盾的集合交集于周扬的内心。

　　“周扬晚年似乎对此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力争使自己向文艺家靠近，但最终也并没有逃出政治文化所羁绊的厄运。”渤海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周景雷在他的《“周扬现象”的文化阐释》一文中对周扬的命运如此阐释。

　　1982年底，中央决定，第二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举行两场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中央指定周扬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

　　1983年春节假期刚过，顾骧接到周扬秘书的电话，让他们去天津。从北京出发的人有顾骧和王若水，王元化则从上海飞到天津。当时顾骧在中宣部文化局任职，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元化是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三人此行的目的，是给周扬起草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建于五六十年代，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宾馆建成时“文化大革命”即将暴发，毛、刘、周、朱谁也没来过，倒是接待过几次江青，当然住的是“毛”的别墅。宾馆一直没对外开放。

　　周扬一行住的是“周”的别墅。在周扬的大套间，一个40平方米的客厅，朝东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充足。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4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书则在一边记录，苏灵扬有时坐下来听听，从不插嘴。

　　整整两天的“务虚”，每人半天，王若水第一个发言，周扬最后一个。周扬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刚“务虚”完，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王若水与妻子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不得已，第3天王若水返京。执笔起草的任务落到王元化和顾骧两人身上。顾写第一、四部分，王写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第二天早晨，周将稿子退给顾骧，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周扬一行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与王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

　　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如期举行，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周扬作了个开场白，介绍这个讲话，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随后，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

　　读毕，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周扬告诉顾骧，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周扬“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王震说，不能换。王震当时是中央党校校长，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其实，报告会当天下午，就出现问题。有人认为，以周扬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点问题发表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不合适。这个意见一层层向上反应。

　　关于“异化”问题，周扬的报告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导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3月16日，周扬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见报的还有反驳周扬的文章。

　　这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一场批判随之而来。

　　这场争论不但惊动了中央高层，还使周扬与胡乔木最终反目。

　　1983年11月6日，北京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的谈话。周扬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顾骧的回忆中，这一年冬天，似乎特别寒冷。顾骧每隔十天半个月去周扬家坐坐。但此时的周扬，神情抑郁，说话很少。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10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来，胡乔木对龚育之承认，此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

　　1984年，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住就是5年。1989年7月31日，周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