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重庆的哥之后尘，海南三亚等地也于11月10日发生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的哥们的不满集中在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黑车太多等方面，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并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本月上旬，重庆市妥善处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的做法，虽然在最后环节也引发了舆论的一些批评，但毕竟开启了以对话促和解的先例，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一次提升。这次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发生后，三亚市政府也给予了足够重视，很快就和参与罢运的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座谈；代市长王勇还代表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广大出租车司机致歉，表示将迅速整顿该市交通行业，为合法经营者们创造一个和谐的经营环境。同时，政府方面还提出了四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即“支持出租车司机成立自己的协会，为司机建立有效快捷的诉求渠道。”

　　三亚市政府承诺支持工人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尽管严格说来，自由结社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实际上，这项权利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算是一项纸面上的宣示，囿于各种各样体制上、机制上、法制上、观念上的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与掣肘，难以真正兑现。

　　“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按我的理解(也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就是出租车司机工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以此观照，三亚市代市长“支持出租车司机成立自己的协会”的承诺，应该说是于法有据的。允许成立出租车司机工会，也确实可以“为司机建立有效快捷的诉求渠道”，实际上也是政府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一个有效沟通渠道，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将各种问题化解在肇始之初，避免矛盾积累到罢工的程度，从而引发社会危机，损害公共利益，影响稳定大局。

　　但是，中国的工会法虽然赋予了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却又有诸多限制。按照该法的规定，中国工人是无法组织和参加非“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这一“官办工会”系统之外的任何工会团体的。这样做实际上与法律原则是相悖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并不怀疑三亚市领导“支持出租车司机成立自己的协会”的诚意，却很怀疑这事是否真正兑得了现。如果三亚的出租车司机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真的成立了一个协会，却在组织架构上仍然属于“三亚市总工会”领导下的“下级工会”，那么，这个“社团”不要也罢。

　　当然，也可以不把问题想得那么悲观。我们知道，中国除了有一部工会法外，还有一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假如三亚市领导真的支持出租车司机们成立自己的协会，那么就不要拿“法律效力”更高的工会法去规范他们，而是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准许他们自由组织自己的行会，并使其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果如此，三亚市政府功德无量！(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