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方案建议向资本市场注资3000-4000亿元振奋投资者信心,并在今年年底前出台明年提高工资的细则方案,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扩大内需。
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我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对出口存在某种程度依赖的中国经济,要顺利度过难关,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必须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敢于消费。
与改善民生相配套,则是这一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措施。如果解决民生与增加居民收入两手抓,两手都硬,中国经济不仅能安然度过难关,甚至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奇迹。就像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一样。
然而,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工资倍增计划”,与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大不一样。首先,当时世界经济形势比较好,高增长、低膨胀;而目前,世界经济形势趋冷,经济增速放缓,膨胀率却依然较高。其次,日本推行“工资倍增计划”是建立在技术革命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的。当时,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得到普及。与此同时,汽车、彩电和空调技术崛起,并引领了新的消费;而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但没有完成,新的技术革命也还未见端倪。最后,也是更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资倍增计划”建立在提高收入水平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并举的前提下,而我国,这几年收入水平的提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收入差距有拉大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难度远大于当年日本实施的“工资倍增计划”。但也不是不可以实施,在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地方政府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情,短短一周之内,仅11个省市就公布了超过1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但问题是,与中央60%投资倾向民生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投向民生的比重还不到30%。要真正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就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就必须让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
近几年,各地都在提“工资增长计划”,广东省甚至也像日本一样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可真正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沿海不少工厂倒闭、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的现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日前发出通知,要求“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日本当年的“工资倍增计划”,即使在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肆宣扬“不可能”的背景下,依然坚持实施,最后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要真正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就必须正视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阵痛,就必须坚定不移。
很多人说,正是因为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工资倍增计划”,才进入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但综合考察,日本“工资倍增计划”与经济的“黄金时代”并非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甚至可以说,该计划的成功正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调整的结果。因此,我国实施“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应对金融海啸、激励经济的措施,而应该将其视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须之路。否则的话,“大范围提高工资”的计划,极有可能又是一场空欢喜。(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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