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温州模式”而自豪的这座东南沿海城市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成长烦恼，继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一去不归，淹没在舆论旋涡后，一笔网友晒出的“温州旧改房被领导内部低价购得”的清单又被广为转载，而今日有媒体称，温州市经济开发区主任戴国森也被双规。这一灰色政情的连环浮现，陡然让市场肌体发育良好的“温州模式”陷入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担忧。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去温州那种“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是否出现了机制失灵的猜测？

　　这的确是“温州模式”走向新十字路口的前兆。在刚刚过去的纪念改革30周年一系列历史总结中，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给予“温州模式”以高度肯定和评价。但杨湘洪出走和一系列“官员门”的浮现，显然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向这座符号式城市能否继续保鲜改革的动力和活力。也就是说，在温州已获商业成功的背后，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再破禁区，实现政府与市场新的制度平衡。

　　毋容置疑，“温州模式”破天荒孕育了民营经济的最早胚胎，在中国开启了商品经济的先河。但市场发育成熟，并不代表政治清明和法治成熟。正是这几年商品市场的发达，让政府方面忽略了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以及执政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可以说，由于政府组织架构无法完成新的精兵简政，一些像“购房门”那样的寻租活动，已经在吞食着温州继往形成的改革成果，甚至还出现了既得利益者结交权贾，搞掂官员的庸俗商业风气。这些使各方利益诉求不断冲突的不和谐声音，无疑也衰减了温州来自民间的改革热情。

　　显然，今天的温州必须意识到，上述灰色政情的不断出现绝非简单个案，而是改革步入新起点后无法回避的必然。作为一座昨日成功的城市，温州的改革目标已经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应该在新的十字路口，重新审视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公平效率。因为过去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支撑温州完成新的市场飞跃。只有保持政府在民主、法治上的威严和诚实，新的市场经济才能得到上层建筑的保护。否则，再好的“温州模式”也都会因政改滞后而迷失前行方向。

　　还有，“温州模式”面临的挑战在于对政府权力边界的重新约束。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首当其冲的温州是倾向于单靠经济调节手段？还是让政府新的行政改革呼之欲出？是政府无为而不治？还是让更多利益群体都能得到自己的诉求？这些考量都需要政府拿出智慧勇气给予解决。毕竟温州是个民间能量强大、市场资源丰富的改革前沿城市。

　　与30年前一样，温州绕不开改革创新的“雷区”。实际上，这座城市眼下出现的一些困惑，也给了温州市政府证明自己有勇气突破又一次“禁区”的机会。关键是别让“官员门”演变为“罗生门”。只有大胆实践，通过力度更大的行政改革和体制创新，才能拨开灰色政情的迷雾笼罩，重新让全国看到“温州模式”的新气象和新坐标。

　　今年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作为检验与民分享成果多寡的历史年份，许多新生事物需要呈现和表达。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视角、大背景下，“温州模式”没有理由不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而温州能否有超越自我的表现，也恰逢一个既攻难又克艰的伟大历史机遇。

　　温州不能丧失这次机会！(胡安东）